南宋、金、元、明直到清代早期，古海州在动荡、衰落和贫穷中蹒跚地走完了六个世纪的艰难历程，这600多年对于海州地区来说是一个创伤，在有序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一段文明的断层。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海州为投降金人的刘豫军队占领。绍兴十年（1140）闰六月宋军收复海州。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统帅张俊恐海州为金人复得，成为金政权的北上堡垒，因而下令焚毁海州城，强令海州老百姓迁移镇江。海州人民莫不悲痛，离乡背井。南宋政权给海州人民制造了又一次大灾难。

同年四月，南宋投降派同意将宋金两国间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等地全部割让给金国。从此，海州划入金人的版图，海州的广大人民又重新蹈入水火之中。

从绍兴十一年到绍兴三十一年，整整20年时间，海州虽然没有大的战乱，却沦入了更为悲惨的境地。金人任意霸占土地，掠夺金帛、子女。成年男子被抓去当签兵，被抓去的壮丁甚至标价出卖，或驱往西夏等地交换战马。最为残酷的是，如果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人反抗金人，整个村庄人都要被杀光，房屋焚烧尽净。同时归顺地人民还被要求剃发结辫，改穿女真人的装束。

但富有民族正气的海州人民没有停止抵抗和斗争。《宋史》中讲述李宝水师曾“锚泊东海”，但很多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这个李宝水师锚地在“东海”什么地方。1982年3月，连云港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锦屏山岗嘴、刘志洲山、哑吧山陆续发现了古船坞、城址、马道、古炮台以及“招信军”石刻，采集了金大定铭文的铜镜以及宋代的军用水壶“韩瓶”，确证此处就是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的基地、屯兵的港口。绍兴三十一年（1161）李宝水师在此和魏胜义军海陆夹击，三次击退金朝四十万大军，取得了海州保卫战的胜利，又由此长途奔袭密州唐家岛，取得了我国海军史上著名的黄海奔袭战的伟大胜利，全歼了金军舰队，粉碎了金朝从海上袭击临安夺取南宋政权的企图，给完颜亮的整个南侵计划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软弱无能的南宋王朝却罢兵息战，向金人求和，于隆兴二年（1164）真正办理了割四州于金的手续，海州人民又重新沦入金人的铁蹄之下，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南宋收复海州。

直至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海州在元军和汉军的交替控制之下，于淳佑四年（1356）成为蒙古的统治区域，海州人民大部流离失所，被迫迁往通州、泰州，剩余的也挣扎在饥饿与痛苦之中。

蒙古人刚占领海州，就开始了对海州残酷的掠夺。海州地区所有渔船、海船被搜括尽净，至元十三年在海州地区强征“丁壮”充军。跑马圈地，耕地变成了牧场，肥沃的土地化作草原。经济衰退，人口急剧减少。古海州地区有许多地名如“马场”，大多是蒙古人遗留的历史旧迹。

淮河流域是宋、金、元长期争夺的地方，所受的战争灾难和劫掠更为严重，再加上连年水旱灾害，缺衣少粮，今东海、临沭一带曾成为“无人区”，“一片荒凉，人烟灭绝”，“去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据临沭县地名办编印的《乡土》），这是当时无人区的悲惨景象的真实写照。

明王朝时海州的动荡和衰落与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据《明史·薛祥传》，明初海州就遭到了一场浩劫，朱元璋驸马都尉黄琛，以“海州民乱”为由，滥杀无辜，老幼皆不能幸免。人祸之后就是“天灾”，江淮地区连续发生水、旱灾害，百姓吃树皮、草根、稗子，甚至“卖妻鬻子，以求苟活”，流移者众，田土荒弃。（《明太祖实录》）

天灾人祸之后又是一次大迁民。明初出于政治需要对包括岛屿与内陆的整个海州地区实行“禁海”政策：“片帆不许入海，如敢有私下与诸蕃互市者，必寘之以法。”（《明太祖实录》）沿海居民依海为生，封海扣船，海商无致富之路，渔民断绝生活来源，造成了“逃海为生者不计”（《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八个村庄岛民以及内陆大量人民外迁，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盐田废弃，经济凋敝。海禁又加剧了倭寇、海盗的横行，“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明嘉靖二十三年，王同出任海州知州时，海州更为凋敝，平民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人口虽减，而官府差赋一如以前。王同代民请命，向统治者进呈一份减轻人民负担、并里减负的奏稿。后来朝廷派出了巡按御史郭廷冕巡视海州。郭廷冕亲历其地，目击民艰，同样提出了并里减赋的条陈。

直至隆庆朝，海州知州郑复亨见到的海州仍是“榛莽极目，茅茨无烟。即民所止聚而名为镇者，亦仅仅数家耳。”城区数十里之内“渺若湖陂”，“可菽可粟之区，洼下而为水所浸淫者也”。入城“屋无鳞次，城西一带，颓垣可逾。谒先师庙，见其殿庑倾圮，妥灵无所”（隆庆《海州志》跋），到处是一片衰败景象。天启四年（1624）海州知州刘梦松受命理海，“入其疆，见土地荒芜，闾里肖条。窃叹曰：‘东海古称名郡，今尔尔。予忝司牧，得无有隐忧乎？’”

清朝立国不久，海州人民又经历了一场更为惨酷的“裁海”浩劫。正史未载，只见于地方志书的“裁海”指的是清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在东南沿海为防止郑成功而实行的强制性的迁移海岛或濒海地区的居民于内地而放弃沿海岛屿、海岸的政策。

迁界是十分残酷的，沿海向内划出30—50里，设立界桩或建立土垒以为界，在界内广设营寨，派兵把守，界外就是无人区，出界者死。限定三日，界内居民、僧侣、驻军全部撤出界外，异地安置。以三日为限，不走者格杀勿论。沿海岛屿全部放弃。

海州云台山划出界外，以海岸划界，南从新坝口，北到青口，凡有河口海岸一律拆屋立栅。云台山里数万亩田园被迫抛弃，数万人口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老弱待死于沟壑，少壮流离于四方。祸历十余载，而影响几乎历清之一世。据明嘉靖四十一年海州户口统计，人丁为98826人，而到康熙《海州志》中人丁只有46398人，减损52438人。

“裁海”对海州及沿海又一大祸害就是水患。江之菃在其《议复云台状》中说得何等明白：“黄河发源于昆仑，而委泄于溟渤。此百川所归，而四海咸若者也。前朝漕资于河淮，东设庙湾、云梯关、东海营三处，虽防海口，实清河尾，俾海口不致淤塞，故全淮以湍激怒涛，洗刷黄河流沙，下有所泄，上无所滞……概行迁撤，海边各港口，严钉桩木，浮苇浪草，遇桩存滞，日积月增，沙淤河浅，尾闾不泄，势必黄河倒灌。淮弱黄强，沙无所刷，以至桃源诸堤屡溃，堵筑旷时。”

云台山于顺治十八年（1661）划为界外，康熙十七年（1678）闰二月初四奏旨“复海”，整整十七年。严格地讲，康熙十七年只是“复山”，直至二十二年，“是年尽复沿海迁界民业”，许民出海捕鱼，才真正“复海”。

（据《文化连云港丛书》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