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官庄东北一个小庄的庄尾，有一间未被蒋军飞机轰炸倒塌的农家屋，这里便是华野第四纵队的俘虏收容所所长办公室。收容所所长由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临时兼任。

　　陈茂辉主任正跟俘虏谈话，纵队卫生处赵云宏处长打电话称：又抓到一个国民党军官，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估计是个将官。

　　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负责押送的干部进来报告并向门外喊道：“进来!”

　　陈主任看见进来的人40多岁，穿一件士兵棉服，披一件破军大衣，缩着脖颈，耷拉着脑袋。乍看像个老伙夫，但仔细端详却显得稳重而干练。

　　陈主任让他坐下，他连忙从衣袋里掏出玻璃纸包装的香烟，先抽出一支很礼貌地递给陈主任，然后才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一旁称自己是“记者”的那个人，竟连忙掏出打火机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这些动作，使陈主任警觉起来，面前这个俘虏绝不是一般的人物。

陈主任开始审问。

　　那个“记者”首先自我介绍：“我叫尹东生，是《徐州日报》随军记者。”他指指那个40多岁的军官说：“这位是第13兵团的高军需。”说完后各人便掏出证件。

　　陈主任看了证件后便单刀直入问那个高军需：“你是哪个部分的?”

　　“第13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

　　“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文明。”

　　“你们第13兵团有几大处?”

　　“6大处。”

　　“你把6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陈主任顺势递给他一个写字的本子。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又掏了好一会，从大衣下边的夹层里掏出一包高级水果糖，最后才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

　　陈主任当然知道，摆在他面前的这些美国产的香烟、牛肉干、水果糖，为包围圈内的一般蒋军军官所享受不到的。就连这支地道的美国货——派克金笔也不是一般下级军官所能玩的，“高文明”握着金笔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

　　那个“记者”忙作揖打拱地对陈主任说：“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由我替他写吧!”说着说着便伸手要笔，被陈主任制止。陈主任对表面上还显得沉着的“军需处长”说：“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陈主任拿起桌上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

　　过了一会儿，当陈主任将常为杜聿明一伙演戏的京剧团琴师叫来问话时，只见他一个劲地向火塘里添加高粱秸搞得满屋青烟缭绕。直到陈主任让人把琴师领走，“军需处长”这才抬起头来，这一切都没有逃脱陈主任锐利的目光。

　　“军需处长”听工作人员叫“陈主任”，赶忙问：“你是陈毅将军吗?”

　　陈主任说：“我不是。”随即对他说：“你只要彻底坦白，对我说也是一样。”

　　“军需处长”脸色阴沉，对陈主任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

　　陈主任不屑地对他说：“不要紧，你们空军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待，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

　　开饭了，陈主任叫人端来小米饭、大蒜炒马肝、辣椒炒马肉。“记者”和司机见到饭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军需处长”只略微吃了一点，便埋头抽起美国骆驼牌香烟。

　　当这个“军需处长”被押解从第13兵团大批俘虏面前经过时，押送人员看到俘虏群里有的军官窃窃议论：“总司令……”押送人员将所见所闻报告陈主任，这就更加引起陈主任的高度重视。

　　“军需处长”乘警备人员不注意，顺手操起半截砖头，在自己脑袋上乱砸，一时头破血流。当陈主任闻讯赶到磨房时，只见“军需处长”躺在地上满脸是血。叫来医务人员检查，伤口不大，只是敲破了额角。陈主任眉头一皱，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军需处长”在毁容，意在蒙混过关。

　　回到所长办公室，陈主任立即让人将那个“记者”带来，严令他交待“高文明”是谁，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丧着脸说：“我交待!我交待!他是杜……杜长官，我……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这时，敌工部派人送来杜聿明的照片，陈主任持着照片到卫生所一对照，那个“军需处长”除了唇上没有一撮小胡子，头上扎了一圈纱布之外，人和照片完全一致。陈主任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他垂着头，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原来这个“军需处长”便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43名战犯之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

　　(孟昭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