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賢皓 张采民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打破了两汉四百年间文人诗坛的沉寂局面，使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个时期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气象、新特点，被后人概括为“建安风骨”。笔者认为，所谓“建安风骨”，实际上是时代精神，也即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的反映。具体地说，在内容上多抒写动乱的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及个人怀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在形式上注重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华美壮大的艺术风格。“建安风骨”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人生价值的发现与认识。

建安文坛的代表作家是“三曹七子”，他们的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时代的面貌，是“建安风骨”形成、发展的坚实基础。在这方面，前人对三曹的研究较多，也较深入，但对七子却少有详论。其实，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对七子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给七子以公允的评价，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建安风骨”的认识。本文仅就七子的诗歌与“建安风骨”之间的关系，也即七子的诗歌在“建安风骨”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些具体的分析。

（一）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亦云：“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所谓“汉音”与“魏响”，是指建安诗歌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汉音”，慷慨悲歌，质朴浑厚；“魏响”，以情动人，华美壮大。这正是“建安风骨”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总体上看，七子的诗歌既不象曹操那样“全是汉音”，也不似曹丕、曹植那样“纯乎魏响”，而正是“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桥梁。

由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到抒写个人内心情性，是“汉音”向“魏响”转变的重要一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建安诗人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所谓“慷慨”，即激荡着悲凉忧伤的感情；所谓“任气”，即指文气盛畅，风骨遒劲。反映现实，康慨悲凉，是“汉音”的重要特征。七子作为敢于正视现实的有识之士，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他们的诗歌内容充实，强烈地回响着“汉音”阶段所富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王粲《七哀诗》其一描绘的就是一幅难民流亡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对汉末动乱现实的高度概括，而饥妇弃子的场面则是作者在众多的难民生活场景中精心截取的一个特写镜头，“乱世之苦，言之真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使读者对人民的苦难有了具体而真实的感受，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而《从军诗》其五则是具体描绘战乱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家国残破，这正是动乱社会的真实写照。阮瑀的《怨诗》对现实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示深切的同倩。“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在诗人看来，现实社会就象一条吞噬人们生命的罪恶之河，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不过是河中的一粒尘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凶祸就象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无法挣脱。这首诗倾吐了当时社会中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感受，道出了处在社会底层蒙受苦难的千千万万人民的怨声。另外，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写兵役、徭役之苦，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孤儿的悲惨遭遇，应玚的《别诗》写流落他方的思乡之愁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无不激荡着慷慨悲凉之气。可以说七子的这些动人心弦的歌唱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是时代的音响。

七子有不少反映现实的作品，但更多的作品却是表现个人的内心情性。这些作品大多抒情气氛浓郁，感情真挚动人。它既非歌功颂德，亦非讽谕劝戒，而是大胆地抒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应该说，以情动人的艺术特点，集中体现了“魏响”新风的内在特质。前人的评论就注意到这一点：陈祚明说王粲《七哀诗》“第以情至为工”，应玚《别诗》“自然入情方，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情自宛切”（《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沈德潜说徐斡《室思》“情极深致”（《古诗源》卷六）。这些评语，都说得很有见地。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七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人民背井离乡，亲人四散，因而抒写离情别绪，便成为七子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王粲《从军诗》其二：“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拊衿倚舟樯，眷眷思邺城。”这种难以抑制的忧思，正是七子在当时的共同感受。再如徐斡《室思》渭“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阮瑀《七哀诗》：“出犷望故乡，但见蒿与莱”；应玚《别诗》：“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皆愁苦悲伤，哀婉动人。这种感伤的情绪尽管使人哀痛不已，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颓丧，却常常在悲叹中郁积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在七子的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诗》其四）；“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刘桢《赠从弟》其三）；“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孔融《杂诗》其一）；“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其二）；“欲因云雨会，濯翼陵高梯”（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等，都洋溢着乘时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当然有时也有对坎坷经历的悲叹，对时光流逝、壮志难酬的感慨。但是不论是对理想的追求，还是失意时的惆怅，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动乱的现实在诗人心灵上激起的深切悲痛，也可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拯世救民、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注重抒情，并始终贯穿着昂扬奋发的基调，可以说是“魏响”新风的基本特征。七子诗歌从反映社会现实到抒写拯世建功的情怀，正体现了“汉音”到“魏响”的过渡。

由质朴浑厚走向华美流丽，是“汉音”向“魏响”转变的重要标志。从总体上说，七子歌还是比较质朴的，尤其是他们创作的那些乐府诗，仍不失民歌化、通俗化的特点。但他们已开始追求语言的工丽、形式的华美，逐步走上华丽壮大的道路。鲁迅先生曾说七子的诗歌“不外是‘慷慨’、‘华丽’罢”（《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确实抓住了七子诗歌的这一新特点。

前人说汉魏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七子已注意到锤炼字句对提高诗歌语言表现力的重要作用。陈祚明就曾说公斡诗“笔气隽逸，善于琢句”，伟长诗“造语匠意”，元瑜诗“间有奇语”（《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吴淇也说仲宣“风流云散，一别如雨”（《赠蔡子笃诗》）二句“炼得精峭”（《六朝选诗定论》卷六）。象“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等千古传诵的名句，无一不是精心锤炼而成的。这些句子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美感，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就是用词用字，也颇见锤炼之功。“百卉挺葳蕤”的“挺”字，“菡萏溢金塘”的“溢”字，不仅写出了花卉的繁茂，而且还给人一种动态的美。而徐斡的善用虚字，则更是备受后人称赞：“句中多用虚字作健，非魏人不能。以能役虚字作转语，每句动折故健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尤其是《室思》中的“自君之出矣”句，后人激赏、摹拟不已。当然，七子的炼字炼句，还不似曹植的刻意雕琢，仍不失自然的本色。七子不仅重视语言的锤炼，也十分注意意境的创造。王粲《从军诗》其三是一首抒写怀抱的言志之作。作者先描绘了征吴途中见到的凄凉秋景：夕阳的余辉、蟋蟀的哀呜、孤鸟的翱飞、草露的寒凉，这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图”，有力地烘托出征夫凄凉、孤独、悲苦的情怀。情与景浑融一体，创造出一个浓郁的艺术氛围。但这并不是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作者是以此衬托出自己要求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这首诗不仅意境醇厚，而且散发出一股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感情真挚强烈，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另外，如陈琳的《游览》二首、刘桢的《赠徐斡》等在意境的创造上也很出色。这些都说明七子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华美工丽的特点，正如许学夷所说：“汉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斡、仲宣始见作用之迹。”（《诗源辨体》卷四）注重语言的锤炼，形式的华美，可以说是“魏响”新风的重要标志。七子的诗歌从质朴浑厚向华美壮大的转变，正体现了“汉音”到“魏响”的过渡。

在“汉音”向“魏响”过渡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正是“建安风骨”在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七子的诗歌则是联结二者的纽带。

（二）

七子的诗歌不仅具备建安文学的共同特色，而且也逐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个性风格。正如沈德潜所说：“邺下诸子，各自成家。”（《古诗源》卷六）鲜明的个性风格，可以说是“建安风骨”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历来“曹王”、“曹刘”并称。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公斡气胜，仲宣情胜。”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两人的特点。王粲是一位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作家。《三国志》本传说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所以蔡邕称他有“异才”。他的作品充满才情，结构严谨精巧，语言凝炼，词藻华美，感情真挚，真是“文若春华，思若泉涌”（曹植《王仲宣诔》）。无论是言情，还是述志，都能挥洒自如，酣畅淋漓。为后人称赏的《七哀诗》其一就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在结构与选材上更具匠心。前人认为王粲诗意象不够雄浑，“体弱”、“质赢”，这种看法似欠公允。即以此诗而言，不仅意境阔大，而且气韵沉雄，极似魏武风韵。方东树就曾说，此诗“莽苍同武帝，而精融过之；其才气喷薄，似犹胜子建”（《昭昧詹言》卷三），确是过人之见。王粲胸怀大志，却又性格浮躁[1]。因而慷慨中常常流露出要求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感情激荡，锋芒突出。故刘勰说：“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文心雕龙·体性》）这一点在《从军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博闻强志，学识深广，善于用典，常常化用前人成句而不露痕迹。如《赠文叔良》、《思亲诗》等篇就是如此。王粲的不足之处是有些应酬之作格调不高，颂谀过甚。但就总体而言，他不愧为建安诗人中的佼佼者，前人所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钟嵘《诗品》）；“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皆不失为中肯的评价。

刘桢才情自不及王粲，但他的诗风骨遒劲，意境峭拔，则又在王粲之上。可以说刚正气盛是刘桢诗歌的鲜明特色。《赠从弟》中表现出的那种高洁、坚贞、傲岸的品格自不必说，就是一些应酬之作，也不乏清正之气，《公宴诗》没有丝毫酒肉气，倒象一首清新秀美的写景诗。《赠五官中郎将》只写对好友的深厚情意及内心苦闷，毫无阿附权贵的卑乞之气。而《赠徐斡》则更是感情激愤，充满慷慨不平之气。作品中的所谓“气”，实质上是诗人品格与气质的外化。刘桢诗“气盛”的特点，正见出其品格、个性的高洁、耿介。据史载，他曾因平视曹丕夫人甄氏而获罪被刑[2]，又曾直谏曹植以礼待家丞邢颙[3]。这种个性、品格，体现在作品中便是一种刚正之气，阳刚之美。钟嵘《诗品》说他的诗“雕润很少”，其实这算不上大缺点。刘桢诗最大的不足是反映现实的面比较狭窄，所写多是友情及个人遭际，缺少象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那样史诗式的作品。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建安诗人中成就较高的一个。他的诗“比汉多姿，多姿故近；比晋有气，有气故高”（陈祚明《采寂堂古诗选》卷七），“陈思以下，桢称独步”（钟嵘《诗品》）。与王粲相比，各有所长，堪称伯仲。

陈琳、阮瑀、徐斡，皆以文章称誉于当时。与王粲、刘桢相比，他们的诗歌则较质朴厚重，尚多“汉音”，故许学夷说三人在七子中最少“作用之功”（《诗源辨体》卷四）。这与他们都热衷于向民歌学习有密切关系。但由于各自的经历、性情、爱好不同，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各有自己的个性风格。陈琳青年时代即被称为“州里才士”（《三国志·魏志·张昭传》），是个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可惜早年择主不善，曾委身于曹操的主要对手之一——袁绍，并且冒犯过曹氏[4]。归曹后，只是由于曹操爱他的文才，才没有加罪于他。他常常怀有“羁客难为心”（《游览》其二）这样寄人篱下的感慨，壮志难伸的苦闷一直郁积于心间，所以他的作品较多慷慷之音。“慷慨”虽是时代的特色，但陈琳往往在慷慨中隐含着一股功名未就的忧愤之情。《游览》其二：“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怀才不遇，而又行将暮年，这种强烈的忧苦之情，无时无刻不在咬噬着诗人的心灵。“轗柯固宜然，卑陋何所羞？（失题〔春天润九野〕）长歌之哀，甚于恸哭，看似豁达之言，实际上更突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这种深沉的慨叹，仍不失为一个志士所发出的时代之音。在七子中，阮瑀最善于周旋于曹氏兄弟之间，且与曹丕交往颇深。但曹氏父子只把他看作一个文学侍从和挚友而已，政治上并不得意，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一股悲音。《杂诗》其一：“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悲风”，在建安诗歌中屡见不鲜，它是当时社会及文人心态的反映。诗人临川而叹，感到整个世界都浸在一种可悲的氛围之中。“丁年不再遇，富贵不重来”（《七哀》），令人生悲；“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伤”（《苦雨》），令人生悲；“白发随栉堕，未寒思厚衣”（失题〔白发随栉堕〕），令人生悲；……“多悲风”，正是诗人面对一个混乱而又凄惨的世界发出的感慨。它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意象，不仅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特色，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体现了他诗歌的风格。徐斡一生潜心学问，对功名利禄极为淡薄，始终清正自守，适志而行。徐斡诗较少建功立业的热望，多写思亲离别之情。故而感情真挚细腻，文辞也较为自然流丽。《室思》乃千古绝唱，但却得之于自然，文辞华美，情极深致，“宛笃有《十九首》风骨”（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

  应玚早年曾飘泊他乡，历尽艰辛，故而他的作品伤感情绪较浓重。正如谢灵运所说：“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构思巧妙，以雁自喻，悲叹身世。作品将比喻、拟人、对话等融为一体，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故陈祚明说此诗“吞吐低徊，宛转深至，意将宣而复顿，情欲尽而终含，务使听者会其无已之衷，达于不言之表”（《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应玚是比较重视藻饰的，他的作品辞采斐然，最接近曹植“词采华茂”的风格，可惜流传下来的作品太少。

在七子中，唯有孔融与曹氏兄弟及诸子交往最少，且以书表著称。他比曹操年长二岁，严格地说应属汉代作家。他首创“离合体”，也尝试写作六言诗，只是成就不高。《杂诗》算是写得较好的，但作者归属尚有争论。孔融性格豪放，不拘礼节，然而志大才疏，最为曹氏所忌。他的诗虽含蓄蕴藉不足，然风格豪宕，也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简言之，王粲才情横溢，辞藻华美；刘桢刚正遒劲，高风跨俗；陈琳雄健气盛，磊落不平，阮瑀悲慨多气，平易质朴；徐斡清新流丽，平和自然；应玚辞采斐然，宛转深至；孔融文气豪宕，刚健质直。七子的诗歌个性鲜明，各具特色，正体现了 “建安风骨”的内涵的丰富性，这也可以说是建安诗歌之所以能取得较高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富于创造性，是“建安风骨”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七子的诗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作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中国古代诗歌从四言发展到五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阶段。在诗歌形式的这一重大转变中，七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勰在论述诗歌发展史时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轡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文心雕龙·明诗》）曹氏兄弟及七子竞作五言，造成了建安时期五言兴盛的局面，于是五言便成了后代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关于这一点，只要作个简单的统计，就可以明白。七子现存诗歌共一百三篇（包括残篇）；五言就有八十篇，占总篇数的十分之八。比七子稍早的曹操（只有孔融比曹操年长二岁）五言诗只占他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三。比七子稍晚的曹丕、曹植，五言诗分别占他们的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五和十分之八。曹操写过不少出色的四言诗，可与他的五言诗媲美。王粲、孔融、应玚虽然也写过几首四言诗，但数量很少，且多为前期作品。陈琳、阮瑀、刘桢、徐斡的诗作则基本上都是五言诗[6]。由此可见，七子的五言诗，在建安诗坛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七子对五言诗的成熟、兴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七子还十分重视诗歌形式的整齐划一，音节的和谐流畅。如王粲《杂诗四首》其一：“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方轨策良马，并驰厉中原。北临清漳水，西看柏杨山。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全诗八句，隔句用韵，对仗工整，暗合音律，已接近五言律诗的形式，可以说是后代新体诗的雏型。

七子也十分重视吸取前人诗歌创作（特别是民歌作品）的营养，但是并不墨守成规，简单地模仿，而是有所开拓，有所创新。七子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大量地采用比兴的手法。但《诗经》、《楚辞》中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或者兴象、喻体虽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但往往只是作品的某个片断。而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则全篇用比，主、客体浑融无间，使作品的意蕴更加深厚。诗人“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的品格，正是通过苹藻、青松、凤凰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才毕现在读省的面前。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在学习汉乐府民歌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这首诗显然是受乐府民歌《孤儿行》的启发而创作的，但与《孤儿行》不同，全诗是采用整齐的五言，并以第一人称对话的形式，让孤儿自己站出来倾诉苦难，这样就缩短了作品中的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另外，由曹操首先开始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也得到了七子的响应，也可以说这一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作法是由“三曹七子”共同完成的。

总之，七子的诗歌不仅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建安风骨”的生动体现。七子与三曹一样，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一点在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注释：

[1]见《三国志·魏志·杜袭传》。

[2]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

[3]见《三国志·魏志·邢颙传》。

[4]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5]见曹丕《与吴质书》。

[6]陈琳现存杂言一首，刘桢现存四言三句，徐斡现存四言一句。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