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177～217)，字仲宣，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邹城西南，一说河南修武)人。

      少年奇才　助曹建功

　　王粲出身大官僚家庭。《三国志•王粲传》载，其曾祖父王龚，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祖父王畅，汉末八俊之一，灵帝时为司空。二人皆位列三公。父亲王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深受器重。何进有二女，欲妻王谦，令其选择，王谦拒绝。

　　王粲聪明过人，博物多识，记忆特强，过目不忘，问无不对。有一次与人同行，见道边一碑，只看一遍，人们问他：“你能否背诵?”粲答：“能。”叫他背诵，一字不差。有一次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传》书影

       看他人下围棋，棋局被搅乱了，王粲便替人重新摆好。棋手们不相信，就另布一局，叫王粲看了后，再在另一盘上布局。布毕，两相校对，竟一子也不误。其强记默识如此。粲还善于算术，“作算术，略尽其理”。“王粲思若涌泉”，“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动”(《三国志•王粲传》)。时人怀疑是“宿构”———事先构思好的。但是，他人即使经过反复思考斟酌，也不能比他做得更好。《王粲传》注引《典略》曰：(王粲任魏为侍中后)，由于才高，“辩论应机”，使钟繇、王郎等朝廷著名卿相，对于起草奏议，“皆搁笔不能措手”。王粲才学优异，少年成名，声誉学界。十四岁到长安，即受到当时著名学者文学家官居左中郎将的蔡邕的特别赏识：“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蔡邕这样有名且尊贵的人物，听说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门口求见，竟急不可待地慌忙出门迎接，忙中出乱，连鞋子都穿倒了。王粲进屋后，众宾客见他年幼，身材矮小，气貌不扬，都十分惊讶。蔡邕见状，忙说：“这是王(畅)公的孙子，有奇才，我不如他呀。我家的万卷书籍文章，我将来都送给他。”十七岁时，即有司徒征召，授他黄门侍郎，他都没应召就职。因为董卓之乱，长安扰攘，粲与族兄王凯乃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看重他的才学，却不尊重他的人格，当面进行揶揄。《博物志•人名考》载：“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谓之曰：‘君才过人，而体陋，非女婿才也。”而看中王凯的体形风貌，将女儿嫁给了王凯。刘表既爱粲才，而又不重用。王粲在荆州白呆了十五年。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攻荆州。时刘表已死，儿子刘琮继为荆州牧。王粲劝刘琮归附曹操。曹操推荐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粲对曹魏建国建制，多有建言和贡献。首先是建议曹操，收揽豪杰，招引贤俊，置之列位，文武并用，建立王业。《三国志》本传载：

　　太祖(曹操)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谓操)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

　　王粲虽不是政治家，但此论还是有政治眼光的，符合曹操的心愿。因此，迁升王粲为军谋祭酒。曹魏政权建立后，拜为侍中。

　　其次，王粲对魏制度的创复有所贡献。王粲官居侍中，官职虽不高，位在列侯以下，但常侍皇帝左右，出入宫廷，接近皇帝，地位也相当显贵。实际作用往往不亚于卿相。再加上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更受器重。《本传》载：“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可见，曹魏政权许多礼仪制度是由王粲主持恢复建立起来的。本传注引挚虞《决疑要注》说：“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这是其中一例。

　　虽然在制度上有所作为，但其贡献，主要在文学上。王粲为“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中，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雅好文学，王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瞁(字元瑜)、汝南应砋(字德连)、东平刘桢(字公干)都很友好，聚集邺下，为曹氏所重，称为“建安七子”或“邺下七子”。王粲在七子当中，文学地位极高，成就最大，时人将其与曹植并称“曹王”。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沈约评说：“子建(曹植)、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宋书•谢灵运传论》)把二人相提并论。王粲以诗、赋见长。其诗语言刚健，词气慷慨。《七哀诗》可为其作代表。其《登楼赋》也很有名，只是风格思想不同。王粲著述颇多，有集，早佚，今传之《王侍中集》为明人所辑。

　　建安二十二年(217)春，王粲从曹操征东吴，病死征途中。时年四十一岁。粲有二子，因牵连魏讽叛乱而被杀，绝后，以族兄王凯之子王业继嗣。

诗赋《七哀》　高冠七子

　　王粲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年社会大动乱的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王粲七岁那年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并起，以自卫为名，建立武装，形成地方豪强割据之势。被农民起义动摇了的东汉王朝内部矛盾加剧。(189)，王粲十二岁时，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因废立之争，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杀太后，另立刘协，是为献帝。董卓专权，残暴之极，诛戮不已。关东州郡起兵讨卓。卓乃焚烧洛阳，挟献帝于初平二年(191)西迁长安。从此军阀混战局面形成。各路军阀，互相攻伐，烧杀不已。生产破坏，民失作业，流离失所，饿死道路。是年王粲十四岁，西去长安，一路所见是“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到长安后，虽受到蔡邕器重，朝廷的征召，得到“诏除黄门侍郎”的荣宠，但见董卓的专横残暴，形势的动荡扰乱，拒不就职，并于兴平六年(194)，南下避乱，到荆州依附刘表。在荆州十五年，他目睹了刘表的野心和无能，以及最后覆灭的结局。也观察出了时局和各路军阀的优劣及发展趋势，最后决定投靠曹操。

　　王粲对时局的分析，除了《本传》所载他奉觞祝贺曹操那段话外，还有本传注引张骘《文士传》载王粲劝说刘琮顺应天命、卷甲归曹的那段话。这段话中虽然有许多时间、地点错乱，疑有张骘“虚伪妄作”之嫌，但对形势的分析大体上反映了王粲的看法。他劝刘琮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在仓促之际，强弱未分，故人各有心耳。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观古今之成败，能先见事机者，则恒受其福。今将自度，何如曹公?”刘琮不能对。王粲又说：“如粲所闻，曹公故(固)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乌桓)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

　　这段话中的讹误，早有人指出。如裴松之案：“孙权自此以前，尚与中国和同，未尝交兵，何云‘驱孙权于江外’乎?魏武于(建安)十三年征荆州，刘备却后数十年方入蜀，备身未尝涉于关陇。而于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刘备于陇右，既已乖错，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经，北征乌丸，与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张骘假伪之辞。”云张骘有错，错在“逐刘备于陇右”和“破乌丸于白登”，两事地点不对。但裴松之说当时曹操与孙权“未尝交兵”似也不对。王粲劝刘琮归曹，当在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刘表死后，赤壁之战主要是孙、曹交兵，怎说曹与孙“未尝交兵”呢?逐刘备和破乌丸亦发生于赤壁战前。建安十二年(207)征乌丸。次年，曹操南征，就是赶着刘备走的。先逐刘备于中原，进而逐刘备于襄、樊。只是“陇右”和白登地点不对。除两条地点错误外，大体分析是对的。王粲肯定曹操，正是他投曹、又劝刘琮归曹的先决条件。

　　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离不开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王粲前期的诗作，正是他所亲历和见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其后期作品的变化，与其所历和所处地位的变化分不开。

　　王粲的诗赋，可以建安十三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主要生活在战乱流离的环境之中，亲身经历过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之苦，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人民死丧流离的悲惨的状况，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反映在诗作上是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对人民巨大苦难的同情和倾诉，词气刚健，语言激昂。再加上他长期远离家乡，流寓南方，依附刘表，而不得重用，政治上不得意，人格上受歧视，因此，心情的压抑，失意的郁闷，强烈的思乡情感，集中反映在作品之中，便产生了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能反映社会现实、有真情实感、富有“建安风骨”、最能代表建安文学普遍精神特征的作品。《七哀诗》今存三首，前二首可以肯定是前期的作品。第一首描写他从长安南下避难荆州途中的见闻和感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西京”即长安，“中国”指中原。“霸陵”，汉文帝陵墓，在长安东。《下泉》，《诗经•曹风》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余冠英《乐府诗选》注云：“末二句是说懂得了作《下泉》的诗人为什么伤叹了。作者登霸陵而想到汉文帝，正如《下泉》作者当乱世而思贤君”①，而盼天下太平也。

　　王粲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残破的衰败面貌，描绘了一幅血泪斑斑的难民图画。中原地区，经董卓之乱后，初平三年(192)，李瞂、郭汜之乱又起。此时王粲正南下避难。屡经战祸摧残的中原大地，已是白骨遍地、哀鸿遍野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已是惨不忍睹；又遇饿寒妇人弃其骨肉亲子而难顾及，更是悲伤难抑。所以，登霸陵而想到汉文帝一代明君，悟到了《下泉》作者的伤叹之心。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乱世的深恶痛绝，对贤君治世的企盼，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无奈。“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如其说是表现了作者离乡别井时的依恋和沉重心情，不如说作者看到了汉文帝的陵墓，想到了文景之世的长安盛况，回首看今日长安豺虎当道，残破不堪，两相对照，才有下两句“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只有这样，才能将作者对国家治乱的关切和对人民的同情密切联结在一起。正因如此，《七哀诗》成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千古传诵的史诗。《登楼赋》是王粲流离荆州的后期、曹操南入荆州的初期，登当阳县城楼有感而作。此赋描写他假日登上城楼，举目四望，“华实蔽野，黍稷盈畴”的美景盛况映入眼中，顿时触发了他对久别的故乡的深深怀念。由此而联想到自己长期漂泊异地，怀才不遇，眼见国家动乱，山河破碎，人民遭难，而自己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宏愿，却无机施展和实现。人生苦短，岁月有限，让大好年华白白流逝，因而激起无限沉重的感慨。在艺术上，清新、技巧，特点鲜明，有很强的抒情韵味。许多描写景物的句子，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是建安时代颇具代表性的抒情小赋。今摘录两节于下：

　　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回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上节写登楼北望，北风迎面，平原旷远，极目远眺，路途曲折遥远，河山阻隔，故乡不见，不禁悲涕难禁的思乡之情。

　　下节写岁月流逝，壮志难酬，期望黄河变清，王道大行，天下太平，好为国家效力，但现实又使之失望。故而畏惧宏愿难偿，而成“匏瓜徒悬”、“井渫不食”之悲。“匏瓜”，语出《论语•阳货篇》：晋国大夫范氏家臣弗瞦据中牟反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反对，反问孔子。孔子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井渫”，语出《易经》：“井渫不食”，意思是把井浚治好了而不得食用。这两句用典作为比喻，更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感情。

　　建安十三年(208)以后，王粲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反映社会现实的少了，歌功颂德、抒发闲情逸致的多了。为什么?地位变了，思想感情也跟着变了。是年他投到曹操幕下后，曹操器重他的才华，给他以很高地位和待遇。位为列侯，官至侍中，政治上得到了满足。文化上也如鱼得水。从此他在邺下周旋于“三曹”之间，交游于“七子”等众文友之际，过着优游裕闲的生活，接触社会下层少了，思想感情也离社会现实远了。因此，他后期的作品，原有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削弱了。除了为曹氏歌功颂德，就是写些邺下文人的生活。如《太庙颂》三章，《俞儿舞歌》四首及《公宴诗》等。如果说还有比较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值得一读的诗作，那就是《从军诗》五首中的若干篇章了。其中第一首是建安二十年(215)从曹操征张鲁时作，后四首是建安二十一年随曹操东征孙权时作，从军所见还能反映一些现实。如第五首写从邺城到谯郡途中所见云：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淡径无所由。蕉蒲竞广泽，葭苇夹长流。日夕凉风发，翩翩漂吾舟。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

　　这首诗前半段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南东部地区的荒凉景象。但是比起前期《七哀诗》来，感情是大不相同了，再无那种真情实感。这首诗还有下半段，是写曹操故乡谯郡的。上半段写河南一带的荒凉是为写下半段谯郡服务，起衬托作用的。下半篇：

　　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禾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道路)。自非圣贤国，谁能享斯休?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

　　为了颂扬曹操。故下半段笔锋一转，情调骤变，谯郡景象焕然一新，鸡犬相闻，士女翩翩，太平繁荣，与河南一带的残破凄凉形成鲜明对照。诗人感情也豁然开朗，忧伤全销。因此吟曰：“诗人美乐土，虽客也愿留。”由此而歌颂了曹操的功德。

梗概多气　羽翼文栋

　　建安是东汉末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起自196年，止于220年，是中国历史上动乱、分裂的时期。生产破坏，经济凋敝。但又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年代。战争锻炼铸造了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丧乱又激起了文人的思想火花，故文学是人才辈出、开一代新风的时期。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西汉时期“词赋竞爽”，东汉时期“顿已缺丧”。“东京(洛阳—指东汉)二百载中，惟有班固《永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曹植、曹彪)，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在此将西汉、东汉和建安文学的盛衰作了比较分析，肯定了建安文学之盛，同时也指出了文风的不同。在“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盖将百计”的文学精英当中，又首推“三曹”(操、丕、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刘桢、徐干、阮瞁、应砋)中的王粲和刘桢。说“曹氏父子”，“平原兄弟，郁为文栋”，也就是核心和主干，而刘桢、王粲，则“为其羽翼”。肯定了王粲在建安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建安文学”之所以被后世肯定，除了其彬彬之盛外，就是文风的创新，即所谓的“建安风骨”。“风”即文义，指作品的充实内容和真实感情。“骨”即文辞，指作品的语言风格。建安文学中的许多作品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优良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根据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亲身感受，以炽烈的感情，反映社会现实。如王粲《七哀诗》等，语言刚健清峻，质朴有力。

　　建安文学之盛和建安风骨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现实(动乱)和作家、诗人们的亲身经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自献帝播迁(天下丧乱)，文学蓬转(文学之士失所流离，如秋风转蓬)”。故“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王粲的人生遭际和他的前期作品正说明了这一点。建安时代成就了王粲，王粲为建安文学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三国志》之《王粲传》、《武帝操纪》、《文帝丕纪》、《陈思王植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2.[清]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57年版。

　　3.[清]杨逢臣辑：《建安七子集》，光绪十六年长沙杨氏刻本。

　　4.詹安泰：《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5.余冠英：《乐府诗选》，中华书局1957年版。

　　6.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中华书局1962年版。

　　7.吕慧鹃、刘波、卢达：《山东历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8.郭墨兰：《齐鲁文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9.郭墨兰、武卫华、翁惠明著：《中国地域文化———齐鲁文化卷》，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10.时鉴：《孔孟之乡历史名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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