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153～208)，字文举，东汉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代孙。汉献帝时曾做过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南)相，故人称孔北海。自幼聪颖灵悟，胆识过人，开创“以气为主”的文风，名列“建安七子”①之首。后入朝，官至太中大夫。对曹操多所非议，为操所杀。

         恃才傲物　悲剧人生

　　孔融为孔子后裔，门第极高。其七世祖孔霸为元帝之师，位至侍中。父亲孔宙(一作孔佃)，做过泰山都尉。传说孔融四岁即能“让梨”，“由是宗族奇之。”(《后汉书》本传注引《融家传》)孔融既有异才，又有高名。十岁那年，孔融随父到了京城，闻李膺高名，就登门造访。时李膺为河南尹(省长)，“以简重自居”，一般不随便接待士人和宾客，不是当世名人

 

孔融像

   或累世故交，连通报都不准许。孔融到门，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先生的通家子弟”。守门人通报，李膺准请孔融进见。一见面便问孔融：“高明(敬称，意如公子)，是你祖父与我有旧交吗?”孔融答说：“是我与先生有世交。我的先人孔子与先生的先人老子，‘同德比义，相为师友’，我与先生自然是累世故交了。”在座的众宾客无不为之叹服。唯独后到的太中大夫陈炜，听说后不以为然，说：“夫人，小时聪明，大未必奇。”意思是说小时聪明的人，长大后未必能成大器。孔融听了随口应道：“听先生之言，您小的时候岂不是太聪明了吗?”李膺听了大笑说：“高明(小公子)必为伟器。”(《后汉书•孔融传》，下引本传不再加注)

　　十三岁丧父。孔融哀伤过度，由别人扶着才能站起来。由是州里称其孝。

　　丧父之后，孔融居家，一边守孝，一边读书。孔融天性好学，博涉该览，学问大进。

　　十六岁那年，其兄孔褒的好友山阳(今山东邹城)张俭得罪了宦官中常侍侯览。侯览下令抓捕张俭。张俭逃到孔家，恰巧孔褒出门在外，见到孔融，以孔融年少，而不告知实情。孔融见张俭面有窘色，必有急难之事，便说：“我兄长虽外出离家，难道我就不能做主吗?”因此容留张俭藏匿家中。后来事泄，侯览又派人密捕张俭。张俭闻风逃走，于是便抓了融、褒兄弟押进监狱。提审当中，孔融挺身说：“容留张俭的是我，罪由我当”。孔褒则说：“张俭来求的是我，与弟弟没有干系，我请甘当其罪。”审判官吏问其母亲。其母则说：“家事由长者决定，我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官吏难以审决，只得上报朝廷。“诏书竟坐褒焉”。由此孔融更加出名，与平原(今山东平原)陶丘洪、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镇)边让齐名并称，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名士，清议派领袖之一。“清议”是东汉后期形成的一种社会舆论风气，专门评论人物。这种舆论虽然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名人手中，但却影响极大，可直接关系到被议士人的政治前途命运。因此为时人重视非常，直把评语视为第二生命。因此孔融的声誉更加高扬，因为孔融为人侠义厚道，很少疑忌，多与人为善，奖掖后进，爱才重士，故为俊杰士人信服。《后汉书》本传曰：

　　(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当时有个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盛孝章，贤名极高。孙策攻占吴郡后，盛孝章不与合作，称病在家，引起孙策不满。孔融时任汉献帝少府，怕盛孝章为孙氏所害，特致书曹操，请他以朝廷名义征召盛孝章到朝廷任职，以免遭遇不测。文章(即著名的《论盛孝章书》)论述人才难得，认为匡复汉室，平治天下，“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并以齐桓公、燕昭王重贤重士、用尽方法招揽天下人才的史实来讽激曹操，使之立即行动。可惜，当曹操奏准征召盛孝章为骑都尉时，诏书未到，人已被害了。

　　孔融性格的另一方面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乐为知己者死。他不畏避权势，不屈附权贵，尤痛恶贪官污吏，知则弹劾，毫不容情。他在司徒杨赐府上做幕僚时，曾参与议论官吏中贪赃枉法行为，准备据以贬黜。孔融所举“多中官亲族”(即在朝中的宦官外戚等)，陈其恶行，“言无阿挠”。杨赐怕得罪宦官权要，派人责问孔融。孔融理直气壮，不为所动。外戚何进(何后之兄)由河南尹升任大将军，杨赐派孔融奉谒去上贺表。孔融极不情愿。到了何府，当何进派人来迎接贺表，孔融突然又将贺表夺回，至杨府弃官而去。何进大怒，私下暗派刺客追杀孔融。何府的谋士有人劝说何进说：“孔文举有重名，在当今英雄豪杰中间，他好比群星中的北斗，百谷中的黍稷，天下人都刮目相待。将军若杀了此人，必结怨天下，四方贤才之士定会引领离将军而去，不如因此而以礼相待，可以向天下显示将军的宽广胸怀。”于是何进听了谋士的意见，即使人拜请，推荐孔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但孔融并不领情，又因与中丞赵舍合不来，便借故托病回了老家曲阜。

　　以后又被推荐为司空掾，拜中军侯。在职三日，迁升虎贲中郎将。黄巾起义爆发后，被举为北海(今昌乐东南)相，镇压起义军。在军阀混战中为袁谭所败。及献帝迁许都，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最后官至太中大夫。

　　孔融文才出众，为少府时，在朝中，“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但在政治军事方面，虽“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如在北海相位六年，先是在镇压黄巾战争中，屡为农民军打败。后在军阀混战中，又为袁谭所败。当时情况是：“战士所余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凭几读书，谈笑自若。夜城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袁谭所虏”。

　　孔融在郡时期，没有武功，但颇有文绩善举。他在北海为黄巾军张饶打败后，退守朱虚(今山东临朐)，收集流散兵民男女四万余人，“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砎、邴原等”。对于郡内已卒的知名人士，命其配食(供奉)县社。其余虽有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则都备棺具而敛丧之。

　　孔融在政治上有些保守，志在靖难，匡扶汉室。对于军阀权贵，不论是董卓，还是曹操、二袁(袁绍、袁术)、刘表等，皆以僭逆贼子视之。他说刘表是“桀逆放恣”，“昏僭恶极，罪不容诛”。

　　曹操和袁绍盛时，孔融无所协附。有个叫左丞祖的，为孔融谋划，劝孔融有所结纳。孔融认为，袁绍、曹操，都是图谋篡夺汉室，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便“怒而”将左丞祖“杀之”。

　　太傅马日瞫奉使山东，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袁术“轻侮之”，夺取其节(符)，将其强留，想用其为军师。“日瞫深自恨，遂呕血而毙”。还葬以后，朝廷欲为加礼。孔融乃独自抗议说：“日瞫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衔命直指(意为无所屈挠)，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袁术)……附下罔上，奸以事君……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意思是说，对日瞫这样以上公去曲媚奸臣、附下罔上的人，不忍追究其罪，也就够了，加礼是不合宜的。由此可见孔融的是非和爱憎。

　　对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孔融时有轻侮和违迕。

　　曹操攻破邺城(今河北临漳)，消灭袁绍，杀袁氏父子，而夺其妻子，并将袁熙的妻子甄氏纳与曹丕。孔融对此极为厌恶。“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武王以妲己赐周公，历史上本无此事。事实是武王灭殷纣后，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以为纣亡由此女也。”只是看到曹氏夺亡人之妻，才编造出了这个故事，以讽刺曹操。

　　建安二年(197)，曹操打击豪强，杀了四世三公的大豪族杨彪，孔融挺身出来为之辩护。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孔融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睺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用历史上两个不光彩的案例，证明操征乌桓之非。

　　当时战乱饥荒，曹操为节约粮食，上表建议禁酒。而孔融不以为然，“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宜准(按照)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宜封建诸侯”，矛头也针对曹操。这就引起了曹操的疑忌。只是因为孔融名重天下，只好装作容忍，而内心的忌恨却日益加深，怕孔融有碍他建立大业。时原为孔融所荐的山阳郗虑(字鸿豫)在朝用事。二人本为邻郡好友，后来因献帝问孔融：“鸿豫何所优长?”融说：“可与适道，未可与权。”郗虑听了很不服气，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权安在?”二人互相短长，以至不和。(《后汉书》本传注引《江表传》)至此，郗虑“乘风望旨，以微法奏免融官”。

　　孔融既积嫌于曹操，而郗虑又奏复数其罪，曹操又指使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罗织捏造罪状)奏孔融曰：“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路粹是“刀笔吏”，时人观其所作，“无不嘉其才而忌其笔”。

　　(《后汉书》本传注引《典略》)就是说路粹的笔厉害得吓人。他一连捏造了孔融的四五大罪状，结论是：“大逆不道，宜极重诛。”这下孔融活不成了：“书奏，下狱弃市”，头被曹操砍掉了，还连累妻子皆被诛戮。时在建安十三年(208)，孔融五十六岁。一代名士，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不过观路粹所奏，没有多少事实，多是“枉状”诬告。一是说孔融在北海即有谋逆之言，说“我大圣(商汤)之后……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即刘)”，说孔融早有篡汉谋逆之心。这极不符合孔融思想。孔融思想保守，即保守在“志在靖难”，以安汉室。二是“与孙权使语，谤仙朝廷”，从孔融“保汉”的思想看也不大可能。三是与祢衡“跌荡放言”论父子、母子关系，也不大可能。因为孔融是以孝悌闻名的，四岁让梨，十三岁父死，“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至于与祢衡互相吹捧，在朝“不遵朝仪”，“秃巾微行”，或许有之，但这些“蚊虻之过”，也构不成重诛弃市之大罪。关键是他与曹操积怨过深，已构成了对曹操的严重威胁。孔融刚直性格可嘉，但不识时务，招致杀身之祸也在所难免。

　　孔融建言，也时有可嘉者。如当时论者多欲恢复肉刑，融以“不可”建议说：古代升平，“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今处末世，世道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没有恢复肉刑。

　　孔融的政治立场明确，既反对外戚、宦官、豪族、军阀，又镇压农民起义，只忠于汉室，极力维护汉王朝的统治，但是失败的。

　　孔融的成就主要在文学上。《本传》载：“魏文帝(曹丕)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献呈)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今存有后人所辑《孔北海集》。

    体气高妙　文耀当时

　　孔融一生，恃才负气，在政治上“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而在文学上却是高妙当时。尽管他积怨曹操，被罗织罪状“弃市”，在文学上却被曹丕肯定。孔融死后，曹丕每为之叹息，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

　　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及其所善，扬(雄)、班(固)俦也。

　　这是对建安文人最高的评价。当然曹丕也指出了孔融的弱点：“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这一点评价也十分中肯。的确，孔融的论文，许多有逻辑性不强、论说不甚严密、比类不当的缺点。“体气高妙”、“杂以嘲戏”则正是孔融独特风格特点。如其《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与曹公论禁酒书》、《难曹公表制禁酒书》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前二篇写的他推荐祢衡、评论盛孝章的文字，文字典丽，字里行间洋溢着磊落光明的气概，反映了他爱才怜士的性格，也表现了他“体气高妙”、“气扬彩飞”(《文心雕龙•章表》)、“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刘师培《中国文学史讲义》)的论说风格。后二篇是以书信的形式与曹辩论禁酒问题的，文字均见于《后汉书》本传注引《融集》。语言遒劲简洁，词锋疾利。中间不乏戏谑嘲笑之辞，恰能刺中要害。其一书云：

　　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此?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子)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斯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酺醩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其二书曰：

　　昨承训答，酺醩歠醨，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非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前书是在曹操表制禁酒以后，孔融致书反对；后书是接到曹操的答辩书后的答复。两书文字虽好，但持论不正。曹操禁酒，是因为战乱和饥荒，民不聊生，军队缺粮，以至以人肉为食。禁酒节粮，以解燃眉之急，是权宜之计，正当之举，并非永远禁酒。这一点孔融是知道的：“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但其立论，却从永远禁酒方面发出，不惜笔墨，大论“酒之为德久矣”，说先王圣哲，祭祀天地祖先，“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属。列举上至帝尧、孔子，下至樊哙、郦生，说他们建立功业，全在于酒。甚至汉武帝兴汉之功，也是由于汉景帝醉后幸唐姬而生刘彻所致；屈原困于楚，是因为他不善饮酒。如此等等，不仅强词夺理，逻辑上也有“瞒天过海”、“偷梁换柱”之嫌。即使酒有“和神定人”的作用，但也仅是酒之为用的一个方面。酒的负面作用，古今皆难避免。以酒亡国，以酒亡身，以酒误事等等事实，不仅史不绝书，现实中也屡见不鲜。仅从社交来说，酒桌上成事者有之，败事者也不鲜见。酒桌既是谈判的场所，也是腐败温床。至于“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之说，纯属附会，饮酒和治世、成圣根本没有必然联系。总之，逻辑混乱，类比不当，且笔调诙谐，持论不正。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只强调一面，用个别以概一般，以偶然而证必然，难免漏洞百出。再说论事不能脱离现实，不结合实际，空发议论是无济于事的。

　　不过，孔融的散文，“体气高妙”，“气扬彩飞”，“以气运词”，十分隽永，还是应当肯定的。如他的《下高密令邓子然教》：

　　志士邓子然告困，焉得爱釜庾之间，以伤壮士之心?与豆三斛。后乏再告。

　　邓子然没的吃了向他求助，为了不伤志士之心，给了豆子三斛，吃完后又向他求告。短短二十余字，把爱士怜才的侠义风格表现俱足，读之犹见其为人之大度。孔融散文在艺术特点的处理上，至今不乏可以借鉴之处。鲁迅先生对孔融的散文风格的凝练犀利十分欣赏，他那具有高度战斗性的杂文，在写作技巧方面可以看出孔融的影响。

　　孔融的诗歌作品，不少反映了汉末动荡衰乱的历史事实。如其《六言三首》的第一首：

　　汉家中叶道微，

　　董卓作乱乘衰；

　　借上虐下专威，

　　万官惶怖莫违，

　　百姓惨惨心悲。

　　把董卓挟持汉帝，假借皇权专威横行的恐怖统治形象地表现出来。

 

　　其《杂诗二首》甚佳，可称为孔融的代表诗作。第一首抒写自己的志愿和建立功业，不甘隐没的思想：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

　　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措)?

　　由不慎小节，庸夫笑我度。

　　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

　　吕尚，即姜尚，姜太公，姜子牙。传说七十多岁被周文王发现，任为师，佐周灭商，因功封于齐，称太公。夷齐，即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因让国，逃至西伯周。周灭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饥死首阳山，孔子称其为仁者。对于姜尚这样的伟人，孔融以为不稀罕；对于伯夷、叔齐这样隐逸之士，也认为不足仰慕，以此说明自己志高愿宏。这种志高气傲的风骨，可谓是建安文学的共同精神。第二首是悼念他夭亡的独生子的。全诗二十多句，长歌当哭：

　　远送新行客，岁暮乃来归。

　　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

　　“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

　　孤坟在西北，常会君来迟。”

　　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

　　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

　　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

　　孤魂游穷暮，飘飘安所依?

　　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

　　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

　　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

　　凄婉悲切，极富感染力。还有他的绝笔之作———《临终诗》感情极为悲愤。特别是痛斥奸邪谗妄之人那些诗句：

　　……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

　　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安。

　　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

　　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

　　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字字血，声声泪，痛斥曹操、路粹、郗虑等编造谎言，诬告陷害。尽管诬陷之辞，华繁不实，但是“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谎言说的多了，讹传也会使人信以为真；浸泡久了，胶漆也会被消融分解。“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无奈啊，无奈!不管生时有多少思虑，一死长眠，万事也就完全结束了!

    高志直情　琨玉秋霜

　　孔融为人，侠义刚直，与曹操过不去，且言辞偏颇过激，积怨过多。又因孔融名重天下，影响至深，对曹操篡汉称帝造成极大威胁。事实也真使曹操一生未敢贸然称帝。因此，受到曹操打击，给些惩罚，还可谓咎由自取。但曹操命路粹捏词诬陷，并由此定罪处死，戮及妻子，也太居心不正，过于残忍。因此后人同情孔融，甚至为之喊冤，就在情理之中了。首先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就有为之怜惜之意，南朝宋范烨也是如此。他在《孔融传》后论曰：

　　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巳。岂有员园(圆滑无棱角)委屈，可以每(贪)其生哉!懔懔焉，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

 

　　就是说，孔融的高志直情，足以动义概的言辞，的确忤逆了曹操的雄心，使之未敢移鼎代汉，而至于其子曹丕才得称帝。孔融的“严气正性”，只能折断，不可能去其棱角圆滑委屈，贪生求全。其劲烈、坚贞的品格，可与秋霜白玉相比。

　　参考文献：

　　1.《后汉书•孔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2.《三国志》之《武帝纪》、《文帝纪》、《陈思王植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3.[清]杨逢臣：《建安七子集》，光绪十六年长沙杨氏刻本。

　　4.郭墨兰、武卫华、翁惠明著：《中国地域文化———齐鲁文化卷》，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5.时鉴：《孔孟之乡历史名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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