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217），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东平（今山东泰安）人。

    唱和邺下　妙绝建安

　　刘桢生平事迹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附有小传云：刘桢与应砋“各被太祖（曹操）辟为丞相掾属”，一个在丞相手下“分曹治事”的官。但是不久便以不敬而受到刑罚。刑期满后“署为吏”。著有文赋数十篇。为什么受到刑罚，《王粲传》注引《典略》略有记载。有一次魏太子曹丕设宴府上，请诸文学好友聚饮。“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曹操）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所谓“不敬被刑”，大概即指此事。

　　见了太子夫人敢于不低头蔽眼而平视之，体现了其孤傲不群的性格。这在封建时代、宫廷之中是要判死罪的。由于刘桢的才华，颇得曹氏父子欣赏，“特为诸公子亲爱”，而得减刑免死，罚作劳役，刑满之后，还又安排他为属下小吏。

　　至于刘桢的出身，传中只字未提，只在注引《文士传》中说：

　　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终于野王（今河南沁阳）令。

　　看来刘桢出身比较寒微，父亲做官做到县令，而却“以文学见贵”。说明其父也是一个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

　　刘桢也以文学见贵，被曹操看中，辟为丞相掾属。他的活动事迹主要在邺下（今河北临漳）与曹氏父子兄弟以及陈琳、王粲、阮瞁、徐干、应砋等文学之士交游、饮宴、赋诗作文、唱和酬对，过着优游闲乐的生活。他虽性格孤傲不群，做出不敬之事，受到刑罚，但还是以其文学的才华，很快回到了建安文学的团体，并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受到曹丕兄弟的爱重。

　　刘桢才气横溢，辞旨巧妙，善于应对。《王粲传》注引《典略》曰：

　　文帝（曹丕）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云：“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返）也。”桢答曰：“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随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缀侍臣之帻：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潜汙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厦）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宝（指廓落带）殊异，尚可纳也。”桢辞巧妙，皆如此。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

　　这段话的意思是，曹丕曾送给刘桢一条名贵的“廓落带”。他的老师死了，又想借回来用。用就用罢，却又写了一信，以刘桢卑贱而嘲弄之。说什么，“物因人为贵。”名贵的东西在贱者之手，不被贵人所用，就不名贵了。对此嘲讽，刘桢不卑不亢，而是以事实辩之。故一连举出荆山之璞、随侯之珠、南垠之金、睼貂之尾等“四宝”，虽埋于朽石、污泥之下，不失其宝器之光。再说这些宝物也不是最先“自接于至尊”的。尊者穿的用的，都是先经贱者之手、修造之后才到尊者手中的。大厦、高屋，最初立于其下的是“大匠”，嘉禾美食，是农夫先尝的。驳斥了曹丕“物因人为贵”的偏见。最后以“恨桢所带（廓落带）无他（名贵）妙饰，若宝（廓落带）殊异，尚可纳也”作答，不仅维持了面子，反而以巧妙的言辞嘲弄了曹丕。正因如此，才特为曹氏兄弟所亲爱。

　　刘桢为曹氏兄弟爱重，得居邺下与山阳王粲、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瞁、汝南应砋、济阴吴质等，齐聚曹氏父子周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论》）

　　刘桢在邺下的文学生活，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即有记述。曹丕与吴质书，在《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中提到三次。第一次未说明时间，第二次是建安二十三年。不过在第二次书中说：“别来行复四年”。也就是说时隔三四年，第一次与吴质书当在建安十九至二十年之间。据书信内容看，当时阮瞁已死（死于建安十七年），吴质出任朝歌长，又迁元城令。曹丕为五官将，率兵西征，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行军途中，因邺下诸子星散，寂寞之际致书吴质，回忆邺下诸子交游，饮宴赋诗时的优游生活说：

　　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敫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二十三年（218）……又与（吴）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昔年（建安二十二年）疾疫，亲故多离（罹）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王粲传》注引《魏略》）

　　这段话较详明的写出了当年邺下诸子的生活情况，刘桢自在其中。一代文人，于建安二十二年，不幸死于瘟疫。

　　刘桢虽曾官至丞相掾属，后为小吏，但执掌何事，有何治绩贡献，诸书皆不见记载。刘桢的贡献全在文学方面，著有文赋数十篇，但流传下来的很少。曹丕曾为“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同上），早佚。明人辑有《刘公干集》。

    曹刘并称　桢实独步

　　刘桢文学，在当时极负盛誉，人有并称“曹刘”者。曹丕曾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同上）。钟嵘说刘桢的五言诗“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曹植）已下，桢称独步”（《诗品》）所谓“源出于古诗”者，就是继承了《诗经》、《楚辞》、汉乐府等的优良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这便是刘桢与建安文学的特点。所谓“建安风骨”，便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是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光的原因。

　　刘桢除了五言诗“妙绝时人”之外，其散文也为人所称道。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书记》中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曹丕字）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诗矣。”可惜，刘桢的诗文今存太少，散文只见三篇，诗也仅有十五首。在这仅有的十几篇诗文中，看不到描写当时社会动荡凋敝的现实内容。其五言诗反映的只是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抒情、写景见长。如《赠徐干》：

　　……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仰视白日光，皦皦且高悬。兼烛八纮（天地极广的地方）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戚，不得与比焉。

　　抒写自己在邺下孤独苦闷的感情，说自与天地间物类不得相比。又《赠从弟三首》，用形象的比喻，勉励从弟要保持高洁的节操，修身待时。其实，所写的高洁节操正是他自己高风亮节的所在。其第二首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用松柏比喻做人，尽管风吹霜打，松柏终岁端正、劲挺。锺嵘所说的“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霸，高风跨俗”，从这些诗句当中足可以看得出来。

　　刘桢写景的诗，语言清秀明朗，描绘细腻生动，颇值得一读。如《赠徐干》：

　　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

　　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

　　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

　　一派春景，生意盎然。又《公宴诗》：

　　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

　　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

　　芙蓉散其华，菡萏（荷花）溢金塘。

　　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

　　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

　　这首诗写在夏日夜晚华馆公宴时所见风景：月出照园，珍木苍郁，石渠清流，鸟宿鱼翔，荷花盛开，池塘溢金。公宴就在园中的豪华酒馆之中，饮宴赏景，酒酣耳热之际，凉风吹来，惬意非常。写景细腻，情景交融。

    仗气奇绝　真骨凌霜

　　现存的刘桢诗文，很难全面反映刘桢的文学地位。刘桢的文学地位，当时的曹丕就给以很高的评价。其后刘勰、钟嵘、元稹也都把他放在建安文学的显要地位。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建安期间，“曹公父子（曹操、曹丕），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曹植、曹彪），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学者，“盖将百计”，皆在其下。故又说：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则将“曹（植）刘（桢）”并提，说：“曹、刘、沈（约）、鲍（照）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这样高的评价，仅靠现存的十几首诗和三两篇散文怎能当得起呢?看来他的数十篇文中有不少反映现实，体现建安精神的佳作而佚失了。

　　建安文学精神，是它的现实主义。东汉末年，战乱连年，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人民流离。就文学之士来说，也难免死丧流离之苦。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文学之士就像秋天的蓬蒿，随风飘转，无有定所。因此产生了一批反映现实的作品。又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观刘桢的诗，除了《赠从弟三首》中的第二首体现了“仗气奇绝”、“真骨凌霜”、“梗概而多气”外，那些写景抒情的诗则多清秀绮丽有余而慷慨之气不足。而建安文学精神，也就是通称的“建安风骨”不在绮丽而在写实的慷慨之气。如李白的诗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却肯定“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城谢秂楼饯别校书叔云》）。“建安骨”是指那些反映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疾苦和愿望，有真情实感的诗作。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步出夏门行》，曹植的《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赠白马王彪》，王粲的《七哀诗》，阮瞁的《驾出北郭门行》等。这样的诗作，在今存刘桢诗中却一首不见，故说与“陈思以下，桢称独步”的评价难以相称。因此，只能说是刘桢反映现实的诗文佚失所致，否则便难以解说时人和后人对他的高度评价了。　　

　　参考文献：

　　1.[清]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57年版。

　　2.[清]杨逢臣辑：《建安七子集》，光绪十六年长沙杨氏刻本。

　　3.詹安泰：《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4.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中华书局1962年版。

　　5.吕慧鹃、刘波、卢达：《山东历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6.郭墨兰：《齐鲁文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