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129～182），字邵公，任城樊县（今山东济宁东）人。东汉经学大师，《公羊》学集大成者。他一生不阿尊事贵，坚持政治操守和学术品行，撰写了《春秋公羊传解诂》等一批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

官宦子弟　名师高徒

　　《公羊》学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学说，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之一。相传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因而得名。《公羊传》自汉景帝之前都是口耳相传，齐人胡母生（字子都）曾对公羊学进行总结。西汉景帝时期，立研究《春秋公羊》的学者胡母生、董仲舒为博士。胡母生制定了《春秋公羊》的“条例”，董仲舒阐发和丰富了它的义理，后世《公羊》学的传授，都渊源于董仲舒。到了东汉，公羊学派自身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如用大量的封建迷信去附会经义，有时难以自圆其说；过分重视文辞的华丽，而不注重义理的阐释，经常是讲解了数万言，经义没有讲清，却漏洞百出。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而学习《左氏春秋》也逐渐成了热点，古文经学开始兴盛起来，《公羊》学面临着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何休出生于一个官僚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何豹曾任过少府，位居九卿之一。何休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少年时代就师从著名的今文经学学者羊弼学习《春秋公羊传》。何休不善言辞，但是性格朴实厚道，内心很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这为他日后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基础。

   两汉时代，选官制度以察举、征辟为主，同时还制定了对当时以及后世各封建王朝都有重要影响的“任子”制度。所谓任子制度，是指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任期满一定的年限，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一人为郎官，充当皇帝的扈从侍卫人员等。由于接近皇帝，也就容易受到重用。何休因为是官宦子弟而被诏拜为郎中，但他认为当时官场政治腐败，身处其中，不仅无法施展政治抱负，而且会沾染坏的习气，不能安心治学。因此，他虽然勉强应召，但不久即称病辞归，继续自己读书治学的人生道路。
   何休放弃大好仕途不就而潜心治学，使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不断提升，自然而然的引起了地方大员的注意，成了州郡争相征辟的对象。但何休心意已坚，一一推辞。

追随陈蕃　身罹党锢

　　何休辞却郎官、不仕州郡，潜心于《公羊》学的研究，并不说明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漠不关心。相反，他心中始终怀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等待着能真正发挥才学，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所以，当代表当时进步势力的太傅陈蕃得势，征聘他参与政事时，何休一改初衷，欣然应征。
   陈蕃是东汉末年的杰出政治家，知人善用、重视人才，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在他当政时，为了打击腐败的宦官势力，广泛地吸收和任用当时的有识之士，壮大进步力量。何休将陈蕃的征召视为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的最好契机，欣然应允。自此之后，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以陈蕃、李膺为代表的进步清流党人一方，即使是在两次残酷的党锢之祸中，也没有丝毫动摇。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是封建官僚内部的正直势力和腐败势力———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这场规模空前的知识阶层与开明官吏相结合的政治运动最终以党人的失败而告终，酿成了震惊古今的党锢之祸。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先后有两次。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何休当时虽然有进步思想，但被征辟时间不长，似乎还没有参与清流党人的具体政治活动，因此没有引起宦官的注意与迫害。但是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随着宦官势力对正直官吏士人变本加厉的迫害，何休终于没有逃脱厄运，被卷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之中。
永康元年（167），桓帝去世，年仅十二岁的汉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辅政。次年，二人联合起来密谋诛杀宦官，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窦太后犹豫不决，致使消息走漏，反被宦官先发制人，挟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发兵攻打窦武等人，窦武与陈蕃先后遇难。失去了领袖人物的党人势力大损，遭到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建宁二年（169），侯览、曹节等宦官开始大肆搜捕党人，将李膺、杜密、范滂、虞放等百余位名士清流一并下狱处死。之后，他们又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连续两次党锢之祸使得一大批知识分子遭到严重摧残，为汉朝政权的彻底崩溃埋下了伏笔。何休参与政事是由于陈蕃的征辟，陈蕃遇害后，何休作为其门生故吏，受到牵连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何休也成为数百位受牵连而被除官废锢的党人中的一员。

学术大成　仕途坎坷

　　党锢之祸的发生，使何休基本失去了在仕途上发展的可能，却为他提供了潜心著述，阐发儒家学说要义，成为一代《公羊》学大师的契机。
   对于何休而言，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消磨时光，而是寄托自己社会政治理想的学术创造。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何休对现实深感不满，又企图挽救岌岌可危的东汉政权；作为一位《公羊》学学者，他和其他《公羊》学家一样，认为《春秋》中含有“微言大义”，是救世补敝的良方。社会责任感和对《春秋公羊传》的理解，使得何休在宦官专权、朝政日衰的情况下，将整顿《公羊》学作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为社会改良提供理论依据、制造舆论氛围的最好方式。他在被废锢家中之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撰写《春秋公羊传解诂》之上。
   何休为撰写《春秋公羊传解诂》，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仿效西汉时期儒学大师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做法，心无旁骛，全力以赴，终于撰成这部经学史上自成体系的重要著作，形成了《公羊》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何氏学”。何休也成为了继董仲舒之后最大的《公羊》学者，从而在儒林中名望日益显赫，与博学通达、遍注群经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双峰并峙，成为当时经学界推重的学者。当时人们对两人的学问都十分佩服，称郑玄为“经神”，何休为“学海”。
  何休能被称为“学海”，是因为他博古通今，学问渊博，著述丰富。史载何休长于天文历算，“三坟五典，阴阳算主，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莫不成诵”。（《后汉书集解》引《拾遗记》）除了撰写《春秋公羊传解诂》以外，他还有一大批有影响的著述。这些著述以《公羊》学为主，同时旁及其他经传。其中有《春秋公羊文谥例》、《春秋公羊传条例》等纯学理性作品，也有《春秋汉议》、《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论战性文章，以及《论语注》、《孝经注》等注疏性作品。这些论著，“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后汉书•儒林传》），共同构成了何休的思想学说体系，体现了他立足《公羊》、博采众家的经学大师风范。
  对于何休而言，在著述等身、学有所成之后，他已经达到了自已想要追求的理想境界，被许多人视为大难临头、生不如死的废锢遭遇其实已经微不足道。然而，到了晚年，何休的生活又发生了一个转折。
   在第二次党锢实行的十余年中，社会各阶层人士始终对党人的高尚气节和悲惨遭遇表示钦佩与同情，对这一冤案的不满和抨击连绵不绝。因此，东汉朝廷对党锢慢慢有所放松，光和元年（179），汉灵帝部分开解了党禁，宣布“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后汉书•灵帝纪》）。这一年，何休结束了免官废锢十余年的经历，再次步入仕途。此时的何休已是海内大儒，声名远播，许多公卿纷纷推荐他进入机要部门，担任要职。然而，由于把持官吏任免权力的依旧是腐朽的宦官集团，何休只被任为议郎，不久又被升迁为地位略高于议郎的谏议大夫。
在任职议郎和谏议大夫的期间，何休保持了自己正直敢言的本色，对上“屡陈忠言”。如他在任议郎期间，河东太守史弼是有名的清官，但却因得罪了宦官侯览而落得免官流放的下场，刑满后便心灰意冷，称病归田，闭门不出。在何休等正直的公卿大臣的大力谏言下，朝廷终于重新启用史弼，任命他为议郎。
   长期的学术研究严重损害了何休的健康。灵帝光和五年（182），何休病死在谏议大夫任上，终年五十四岁。何休去世后，大名士蔡邕为他撰写了碑铭，表达了当代学人对这位《公羊》大师道德文章的敬仰之情。

皇皇巨著　《公羊》大师

　　由于历代的天灾人祸，今天何休的著作大多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得以完整保存，与唐徐彦的《公羊传疏》合为《春秋公羊传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春秋公羊传解诂》作为何休的代表作，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正是这一皇皇巨著，真正奠定了他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自序》中详细谈到他精研《公羊》学，撰写《春秋公羊传解诂》的缘由。他首先申明研究《春秋》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是“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其次说明因传授《春秋》的学者很多，而《公羊》学自身又有许多“异义可怪之论”，造成了公羊学研习中的种种弊端和困境。因此，他为弘扬日趋衰落的《公羊》学，“略依胡母生条例”，自创一些条例，以求向人们清晰地表明《公羊》学的意旨。《春秋公羊传解诂》以及何休的其它著述，丰富和发展了《公羊》学的理论，形成他独特的经学体系。尤其是《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作为寄托何休政治理想的呕心沥血之作，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它对前代今文经学学者如胡母生、董仲舒、严彭祖、严安乐的研究成果都有总结与吸收，对古文经学也有采用，博采众家，择善而从，在经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总的来看，何休学说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春秋》的文例进行归纳，以“三科九旨”等条例将《公羊》学条例系统化，使《公羊》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他指出《春秋》的“微言大义”，是通过“三科九旨”、“五始”、“六辅”、“二类”这些“义例”来实现的。对于这些义例的含义，何休都一一作了归纳和概括。他在《春秋文谥例》中解释说：“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二类，人事与灾异是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在这些义例中，以“三科九旨”最为重要。
   这里所谓的“三科”是指孔子作《春秋》所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九旨”是其中包含的九个概念。《公羊》学者认为，孔子正是以这些原则作基础，用特定的“书法”来记述各类事件，从而表明自己推崇周王室、批驳“乱臣贼子”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义例”，也就是“春秋笔法”。
   何休通过对“三科九旨”等“义例”的整理和发挥，成功地总结了早期《公羊》的理论，使之更系统化、哲理化，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其在借鉴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政治运作方面的作用。这是对《公羊》学的一大贡献。清代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曾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由此不难看出何休在《公羊》学和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其二，继承和阐发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大一统”观念，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大一统”思想是古代人们的普遍心理认同，是中华民族内部驱动力不断增强的表现。它产生于先秦时期，在春秋战国各家思想中都有所反映，而尤以儒家的贡献最大。《公羊》学，对先秦诸子的“一统”观进行了总结与升华。秦汉时期，“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需要，董仲舒通过对《公羊》学的发挥与阐释，丰富了“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为汉代《公羊》学的总结者，何休对“大一统”思想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东汉时期，豪强大族的势力不断膨胀，“大一统”思想面临严峻挑战。《白虎通义》开篇就说：“天子者，爵称也”，体现了降低王权，为豪族势力扩张寻找理论依据的认识。《白虎通义》中又主张：“夷狄者……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这种立足于狭隘的种族立场的观点，显露出了否定“大一统”思想的倾向。在这种局面下，何休恪守《公羊》学的立场，强调“一法度，尊天子”；同时他又认为太平世界则天下一统，“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他不以种族为夷夏的区分依据，而是以政治文化所达到的境界为依据，辨明夷夏之别在于政治文化境界如何，夷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夷可以进为夏，夏也可以退为夷。这对于处理民族关系无疑很具有好的影响。
  其三，阐发了《公羊》学中“张三世”“通三统”的理论，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这些理论在近代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事改良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三科九旨”是何休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其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其中，“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二科六旨”又居于核心地位。这句话的本义是指孔子在《春秋》中记各世之事的“书法”不同。所谓“所见”指孔子亲自见到的，“所闻”指孔子听说的，“所传闻”则指前人传述下来的。
   西汉董仲舒通过对“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划分，形成了“三世”说，并以此来阐述自己的历史循环进化论观点。何休则将“三世说”与“异内外”结合，认为“所传闻世”为“衰乱世”，故《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是“升平世”，《春秋》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为“太平世”，无国家民族界限，“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大小若一”（《春秋公羊传解诂》卷一）。何休认为，春秋时代是从“衰乱世”，经“升平世”，最终至“太平世”。在这里，何休对《公羊》学的传统“三世说”作了创造性的发挥，表达出了历史变易、社会进化是普遍规律的认识。
   何休的“三世说”，被后来的公羊学者衍化为历史进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清末的康有为更把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发挥为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三个阶梯，形成了自己的进化改制思想，为资产阶级从事维新变法斗争找到了理论依据。
   历史上，公羊学派曾经长期受到冷遇。但是，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公羊》学的重新崛起。清代中后期，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一大批精研《公羊》学的学者出现，使公羊学派成为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探究何休对《公羊》学的阐释与发挥，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康有为、梁启超则利用何休的“三世说”等观点，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何休对《公羊》学的总结之功，在近两千年后终于结出了硕果。正是何休使得《公羊》学更加条理系统，面貌为之一新。《公羊》学这种传统的思想学说，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与何休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黄朴民：《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杨向奎：《论何休》，载《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黄朴民：《何休学说的历史影响》，东岳论丛199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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