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文学网

    论文摘要：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 

　　后山、易安以还，对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甚至以诗为词的批评、指责甚为严厉。后山“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语，易安“句读不葺之诗”(《论词》)之谓，大抵是出于“为词尊体”的目的，其着眼自然在“文体辨正”：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岁寒堂诗话》卷上)之讥，贺裳“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载酒堂诗话》)之刺，严沧浪“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说，以及船山“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之讽，却又是出于“为诗尊体”的目的，虽然着眼也还在所谓“文体辨正”。这两种批评其实都局限在苏轼的诗词创作实践，所谓“本色”、“尊体”等等，未必不是文体辨正，前人就此所论极多；但对苏轼的文学批评，则多在所谓“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类。以文以学为批评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的特色，但却极少有人论及。其实东坡以文、学为批评，本是于他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一贯学术背景，只是表现的型态不尽相同罢了。即在创作上表现为以文、学为诗(词)，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以文、学为批评。 

　　其实所谓以文、学为批评，并非针对批评对象而言，而只是以为文、为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权衡。换言之，即把对文的要求、对学的要求移用、适用于批评对象，以文、学的标准衡诸批评对象。在这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还是一种广义的文体辨正式批评。 

　　东坡以文、学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但与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说不同的是，东坡只就作为整体的杜诗“诗史”品格的极端进行批评，诚如他之赞誉文与可画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诗批评，亦是胸有“全杜”，即着重杜诗“诗史”的整体风貌，其中发掘某种品格，加以批评和论述。分说如： 

　　论题一：以史证诗 

　　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魏晋以来的咏史诗多少有这种“以史证诗”的认识，注重“诗”“史”的某些品质互通，朱自清《诗言志辨》说，“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又引闻一多语谓“诗”“志”本是一个字，自然是叙事的，则为其辨正源头：更远如《诗序》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证诗之法；李善注《文选》以史实史事佐注诗文又在实践上加强了这种认识：咏史诗的发展未尝不可以视作“以史证诗”观念以至“诗史”观念的推进和发展。至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谓“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重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咏功；成汤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以史证诗”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学”意识的增强，自然可以为其诗学批评提供某些批评的土壤；而诗学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宋人“诗”“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后世诟病的“以文为诗”，其实质也就是文与诗两种文学型态的异质同构和学术通感(联觉)；而诗学与禅学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诗学批评多以禅喻诗。但把这种学术通感扩及诗学批评，单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予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探询；而对“诗本事”的关注固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甚至季札观乐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对“诗本事”的叙述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此处“诗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不过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反动。上引“诗外尚有事在”之谓。其实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并不仅仅在“事”本身。 

　　苏轼既然有心于“史”之“文”，又着意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三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换言之，即表示了他的以文为杜诗“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珀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珀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责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故此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不仅需要广博的视界和知识，更得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眼光才能发他人之未发。这自然也是宋人因为唐诗的压力而另寻蹊径的努力和自觉，如杨万里所谓：“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送彭元忠》) 

　　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这大抵也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何况《东坡诗话》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其早期诗话型态的品格自可窥探得到。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苏轼“以史证诗”之法，固然是出于尊杜的日的，但毋宁说，苏轼之于杜诗“以史证诗”，其实是出于其一贯的学术背景。所谓“以学为诗”、“以文为诗”等，前提既然在他深厚的学养，则“以学为批评”、“以文为批评”亦如是。事实上，对“史”的关注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文”的兴趣所在。因为“史”终究是“文”，虽然与诗不无会通或交集，但它首先是作为“文”而具有它的赋性的。就此而言，以史证诗未必不是着眼于“义”的品格发散的，而以史证诗之法其实也可以称为以文论诗之法。 

   编辑：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