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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9-10
来源： 中国文学网
| 第二，《左氏》本不传经，其中的解经文字是后加的。后人陆续窜入解经的文字，虽经精心弥缝，然许多窜入之迹仍宛然在目。例如： 隐元年传：“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遂置姜氏于城颍……” 经原文上言“大叔出奔共”，写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关系，下即接“遂置姜氏于城颍”，继述庄公与姜氏的关系，中间用一“遂”字，承前启后，全文上下，一气贯通。而解经者为了解释经书“郑伯克段于鄢”，不得不在“大叔出奔共”之下，插入“书曰”至“难之也”一段。这样，本来一气呵成的经文便被横空打断成两截，而那个“遂”字也显得很不自然。显然这段解经的话是后人加入的，非原文所有。皮锡瑞论断：“《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11）极有见地。 第三，《左氏》与《春秋》原是各自独立的书，至刘歆才将二书内在地联系起来，《左氏》从此被正式纳入“春秋学”的体系与轨道。据《汉书?刘歆传》记载，在刘歆之前，治《左氏》者只注意文字训诂，并不重视所谓微言大义。而刘歆在讲论《左传》时，则“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左氏》方才成为讲《春秋》的一家。至于在刘歆之前，诚然已有人窜入了解经文字（12），但那只是些零星、不成体系的尝试，大规模的系统阐发则是从刘歆才开始的。罗壁《识遗》说：“《左传》、《春秋》初各为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不无一定道理。 第四，《左传》非《论语》中所谓“左丘明”所作。最早提出《左传》作者为左丘明的，便是刘歆自己，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13）这只不过是为了抬高《左传》的权威性，以与《公羊》、《谷梁》相抗罢了。而作为《左传》原始面目的记事文字中存在着许多与孔子思想不合，甚至违反经意之处。例如“隐三年”，传记周桓王与郑庄公的关系，说“周郑交质”，又说“周郑交恶”。将周天子与诸侯视同敌国，这与孔子一贯尊周、称周王为天子的思想是违背的。由此可见，传中竟有如此与经相悖的记事文字，似不应为曾“受经于仲尼”（14）的左丘明所作。 第五，《左传》亦非刘歆伪作。钱穆考证，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而争立古文经传是在哀帝建平元年，上距刘向卒不超过两年，距刘歆领校五经才数月。刘歆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伪造出《左传》这样一部著作来。如果说他很早便开始作伪，那么当时尚在的刘向又怎会一无知晓、被蒙在鼓里？在钱穆之后，今人杨向奎、杨伯峻、赵光贤又各有补证，刘歆并未伪作《左传》可谓已成郅槁不易之论。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或至春秋末年，或主战国，尚难确定。 从以上对《周礼》、《左传》二书历代考辨的梳理中，略可窥见“刘歆是否遍伪群经”这一悬案的真相：《周礼》、《左传》都成书于战国时期（15），皆先秦旧籍，并非刘歆伪作；其它各经如《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亦或属此类（16），在刘歆之前均早已存在。当然成书后在传抄过程中，有伪窜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先秦、西汉之时，典籍尚未定型，于流传过程中往往有人增入篇章或窜入一些文字。清代杨椿作《周礼考》（已佚），书序存于其《孟邻堂文钞》，云“遭秦火，散亡遗佚，间有存者。后人网罗摭拾，汇为此书，……其残篇短简，亦或竟为增损”。这是很恰当的解释，可以推及其它古文经传。顾炎武也说：“《左传》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17）当时经传多竹简所编，逢劫蒙尘，朽析散绝，书缺间脱，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实属正常。 刘歆在整理秘府藏书时，校雠诸版本以正乖缪、一异同、补其缺、删其重，在此过程中进行一些增减字句、润饰文彩的工作，是其职责所在。又或“欲广其道木”，为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而逾其校书职责，另有伪窜以成其谋，亦不无可能。康有为即认为：“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18）但此推测即或揭示了一些历史的事实真相，充其量也只能说明有部分的伪窜，并无法构成整个古文经学体系均为伪造的支撑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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