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上传：国情文献资源网网络征文开始...
发布时间：2015-09-10
来源： 中国文学网
| 三、“刘歆奖奸翼篡”考辨 刘歆之争立古文是否属“奖奸翼篡”之性质，是经学史上与“刘歆是否遍伪群经”有着密切关联的又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由于牵涉到诸多政治史方面的内容，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罗壁在《识遗》中就《周礼》真伪问题所举证的那样，“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苏颍滨、晁说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盖欲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到了晚清，今文学之集大成者康有为，更是在《新学伪经考》中口诛笔伐，强调刘歆遍伪群经以证成莽篡，并直斥刘歆所创立的古文学派乃“新莽之学”，非孔学正宗。对这一事关声誉的原则性问题，古文学家则奋起驳之，竭力表白经古文学与莽篡无关。于是纷纷嚷嚷，交战不止。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之症结，关键在于澄清二点：其一，在客观上，刘歆倡导古文经学是否助成莽篡？其二，在主观上，刘歆争立古文经是否如康有为所斥“媚莽”？以下对此二个疑点分别予以考辨。 王莽对《周礼》确实特别重视，曾模仿《周礼》所载古代井田制，于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把全国民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这些改革措施都可以在《周礼》中找到证据，说明王莽确曾援用《周礼》，作为企图解决土地和奴隶两个问题的依据。另外，《周礼》相传是周公所作，“周公摄政”正适足作为他夺取西汉政权的借口，而“周公践天子之位”也被王莽作为由“居摄”而“摄皇帝”而“真天子”古已有之的证据，所谓的“以明因监”就是这层用意。 王莽除了推重《周礼》外，还大力提倡其它古文经传。他引《逸书?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子’”，作为“周公摄政”的根据。又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八年均有“明文”，“明刘氏为尧后者”（19）。而王莽自谓是“虞帝之苗裔”，正好“舜禅尧位”，夺取刘家天下。 由是观之，古文经学在客观上确实很大程度地充当了王莽篡汉改制的理论工具。那么在主观上，刘歆争立古文经传是否有意“媚莽”？则未便简单轻易地以效果来逆推动机。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康有为的所谓“歆莽交相为用说”并站不住脚。 首先，从时间上推算。钱穆考证，“歆请立《左氏》博士，尚在哀帝建平元年（王莽已去职），岂能预知十年之后，莽有居摄之局，而先伪经文以为之地？”（20）这一明显事实，连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尚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21）。而王莽于未篡时，勤勉去奢，折节恭俭，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绝无篡汉之象，时人皆蒙在鼓中。职是之故，白居易有《放言》诗曰：“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可见当时王莽的伪饰确实是天衣无缝、不露破绽，刘歆又岂能预知莽之篡弑阴谋？ 其次，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王莽提倡古文经学，但并不排斥今文经学。尤其是西汉哀、平以来，今文谶纬盛行，王莽乘机大加利用，借以证明自己得天命。成帝时，甘忠可、夏贺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大终，当更受命于天。”（22）此说极有利王莽之篡，因而博得其欢心，上奏太后曰：“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23）。但刘歆从古文学派的利益出发，驳甘、夏之说“不合五经，不可施行”（24）。刘歆此言，在哀帝初，正值其争立古文时。如果其时他与王莽已沆瀣一气，又如何会驳甘、夏之说，有意拆王莽的台？可见，刘歆当时并未主动附莽助篡。况且，刘歆本亦主今文，他若早欲媚莽，为何不早造符命、早言灾异，却要另起炉灶、争立古文呢？ 再次，顾颉刚曾惊诧于《世经》中的古史系统，因为它的五德终始说和以前的有很大不同，“第一是不遵守五德相胜的次序，第二是把朝代伸展了两倍。”（25）顾颉刚以为这是刘歆为了替王莽在历史上找到取得政权的先天根据，因而改造了五行说，改造了古史系统，伪造了《世经》。顾颉刚的这一理论是他的《古史辨》主要观点之一。其实，据扬向奎考证，“五行相生说”先于“相胜说”早已存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即有《五行相生》篇，因此“相生说”绝不出于刘歆的伪造。（26）至于刘歆是否利用了固有的五行相生说来为新莽政权作舆论鼓吹，现存史籍上尚找不到明确记载。即或属实，仍不能就此肯定刘歆争立古文乃奖奸翼篡。因为五行理论出于今文经学，乃刘歆之旧业，而不是他所争立的古文经学。 |
| 编辑：秋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