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文学网

    总而言之，刘歆之争立古文经传，并没有奖奸翼篡的企图。莽篡借古文经传则有之，歆争立古文以助篡则未也。当然，不可否认，王莽于刘歆有知遇之恩，将之从普通经师擢拔到国师的地位，并加官进爵，结为亲家，委以重任，视如心腹。刘歆因此产生感恩图报的心理，是可以想见的。况且，更深层的历史真相或许是，从王朝统治者和学说倡导者的各自利益出发，政治需要借助学术，学术又要依傍政治，学术与政治因而道势合流。刘歆可能既以今文经学之“五行相生说”证莽得天命，又从古文经传中发掘出有利于篡汉改制的内容，并帮助王莽督造明堂、辟雍、制定礼乐。但这些假设即使成立，也不足以推断出“刘歆遍伪群经以助莽篡”的结论。 

    关于刘歆在经学史上地位的评价，历代学者各有议论，莫衷一是，清末今文学家皮锡瑞以刘歆为“经学之大蠹”（27）；古文学家章炳麟则将刘歆与孔子并称，“孔子没，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28）。对同一个人的评价，竟会出现两种褒贬如此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就不得不归咎于皮、章二人过分地拘泥于所谓“家法”了。 

    现代经学史研究开山者周予同先生一再强调，经学史研究与经学迥然有异，经学史研究者应超出今、古文之争以外，用历史研究的严肃眼光，发掘湮没在今、古文争论背后的历史真相。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庶几可以发现，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应当是：第一，刘歆并未遍伪群经，古文经传在他之前已存在，刘歆充其量只是对其作了部分的增窜；第二，刘歆在政客之外，首先是一名经师，他最初争立古文经传之初衷，并非奖奸翼篡，虽然古文经学在客观上被王莽利用为篡汉改制的理论工具，或在情理上刘歆后来也不无助莽的可能，但这些与古文经传的可信程度并无直接的关联，毕竟我们不能因为学术曾经与政治合流，就因此否定学术本身的内在价值。总之，在现已掌握的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惟有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辩证考察，而不是遽下断语，苛求所谓水落石出或昭然若揭之片面痛快，才能对刘歆这么一个充满矛盾、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做出恰如其分、合乎情理的全面评价。 作者：卢毅

    注释： 

（1）（8）（13）《汉书?刘歆传》。 

（2）贾公彦《序<周礼>废兴》。 

（3）《四库全书总目》。 

（4）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见《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5）刘起釪《<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见《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18）（2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195页，第84页，第143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7）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见《绎史斋学术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9）《晋书?王接传》。 

（10）刘安世《元城语录》卷中。 

（11）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12）据赵光贤《<左传>编撰考》考证，《左传》解经文字早在战国末叶就已有人引用。 

（14）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15）《周礼》、《左传》的原始记录都要早于此。 

（16）毛公在刘歆之前，《毛诗》当非刘歆伪作；《逸礼》者，丁晏以为“未可指为歆赝作也”，详见皮锡瑞《〈三礼通论〉引》；至于孔壁《古文尚书》，原本已佚，无从考证。 

（17）顾炎武《日知录》卷四。 

（19）《后汉书?贾逵传》。 

（20）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2）（24）《汉书?李寻传》。 

（23）《汉书?王莽传》。 

（25）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五）。  

（26）杨向奎《论刘歆与班固》，见《绎史斋学术论文集》。 

（27）皮锡瑞《经学历史》，见周予同注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9页。 

（28）章炳麟《检论?订孔上》，见朱维铮校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5页。 

 编辑：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