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孟子与礼

　　１、《孟子》引《礼》

　　“礼”字在《孟子》中出现６５次，孟子引《礼》二次。

　　（１）“《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晏，亦不足乎？”（《滕文公下》６．３）

　　此段引《礼》不知出於何处？杨伯峻说，《礼记．祭统》：“天子亲耕於南郊，以共（供）齐（粢）盛；王后蚕於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於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於北郊，以共冕服。”……《礼记．曲礼》：“无田禄者不设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都和孟子所说略同。自然孟子所引不是这些书，因为这些书都著述在《孟子》以后，但他所引的话的起讫，实在无由确定，焦循《孟子正义》以为“牺牲不成”以下非引文，恐误；今暂定“牲杀”以下为孟子申述之言。（《孟子译注》下第１４４页。）

　　（２）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公孙丑下》４．２）

　　《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玉藻》亦：“父命呼，唯而不诺。”《曲礼注》：“应辞唯恭於诺。”《论语．乡党》：“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荀子．大略》：“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诗》曰‘颠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诸侯，诸侯辇舆就马，礼也。”《礼》当是指《仪礼》，《史记．儒林传》仅载《仪礼》而未及《周礼》、崐《礼记》。后二书晚出。

　　２、孟子论礼：

　　孟子引《礼》不多，但论“礼”却颇多，这反映了他对“礼”的重视，也反映了“礼”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Ａ、论礼的重要性、实质与自我反省的修身之道：

　　①、论“礼”的重要性，礼反映国家政治的好坏：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尽心下》１４．１２）

　　“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尽心下》１４．３３）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公孙上》３．２）

　　“无礼、无义，人役也。”（《公孙丑上》３．７）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滕文公上》５．３）

　　“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离娄上》７．１）

　　这里孟子认为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如果没有礼，则上下卑尊的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而且还把礼义与仁贤、政事并列，在社会上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正如孔子的学生子贡所说，只要看其礼，就能知道政事的好坏。而一切言论行动都合符“礼”的规定，这样的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贤君就会以礼待手下的人，而无礼、无义的人，只能做别人的仆役。要是一个国家，国君不讲礼，臣下不好学，民众违法乱纪，那么这个国家就快要灭亡了。

　　②、论礼的实质――内心道德精神的体现：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７．２７）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阳货》）与孟子以上所说的仁义之实其意义是一致的。孝是事亲，悌是从兄。孝悌也就是仁义的根本，也就是实质。礼的实质，就是调节与文饰事亲与从兄两者之间。即以礼来使之恭敬於容貌，把这种内心的道德精神体现出来。《告子上》说：“恭敬之心，礼也。”《公孙丑上》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都是这个意思。即是说，礼是内心道德精神的体现。《离娄上》孟子所说：“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也反映了礼的实质。这是孟子在对人处事上的根本原则，由事亲而扩充为事君，由从兄而扩充为对其他人，就形成了社会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

　　礼与仁、义、智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君子本性的反映。也就是孟子所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尽心上》１３．２１）“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尔矣。”（《告子上》１１．６）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义之於君臣也，礼之於宾主也，知之於贤者也，圣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１４．２４）孟子认为，君子与一般人的不同在於其“存心”不同。他说：“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８．２８）这种内在道德精神表现出来，就是礼。

　　③、以礼来约束自我，从而促进自我反省的修身之道：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矣：我必不仁也，我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於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於天下，可传於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矣。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同上）

　　“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７．４）

　　君子既然“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就应该自重而不能自暴自。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７．１０）

　　不仅如此，还应该以礼为规范。他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离娄下》８．６）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於我何加焉？”（１１．１０）

　　“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者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离娄上》７．１）臣子对於国君不讲道义，行动不讲礼节，说话就诋毁前代圣人之道，这便是喋喋多言。

　　Ｂ、论礼必需有经济基础，而周室班爵禄制度则是“礼”所反映的等级制度

　　①、“礼”的实施，必须有经济基础。

　　在这一点上孟子与《管子．牧民》所说：“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荣辱。”一样，他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１．７）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夫貉，五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告子下》１２．１０）因此孟子主张要制民恒产，实行井田制。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梁惠王下》１．７）又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上》５．３）

　　另一方面，对财富又要“用之以礼”：孟子曰：“……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１３．２３）即财富的使用若按礼的规定就能长期使用。

　　②、论礼反映等级制度

 

　　孟子认为礼反映了当时的等级制度，他关於爵禄制度的论述十分明显反映这一问题。

　　弟子北宫錡问论周室的爵禄制度，孟子回答说：虽然因为诸侯害怕对自己不利而把典籍销毁，所以其详已经不可得而知，但孟子还能言其大概。从他所说，反映由天子至农夫的等级制度是十分明显的：

　　天子之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天子之制，为土地纵横千里，公侯都是纵横百里，伯为七十里，子、男为五十里。若不够五十里，则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叫附庸。天子的卿受地相当於侯，大夫受地相当於伯，元士受地相当子、男。诸侯以下分为六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公侯大国土地纵横百里，君的俸禄为卿的十倍，卿的俸禄为大夫的四倍，大夫的俸禄为上士的一倍，上士为中士的一倍，中士为下士的一倍，下士的俸禄与庶民在公家当差的相同，其俸禄足以和自己耕种的收入相当。

　　中等国土地纵横七十里，君的俸禄为卿的俸禄的十倍，卿的俸禄为大夫的三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一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一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一倍，下士的俸禄与庶人在公家当差的相同，其俸禄足以和自己耕种的收入相当。

　　小国的土地纵横五十里，君的俸禄为卿俸禄的十倍，卿的俸禄为大夫的二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一倍，上士是中士的一倍，中士是下士的一倍，下士与庶民在公家当差的相同，其俸禄足以和自己耕种的收入相当。

　　农夫耕种的收获，一个农夫耕地百亩。百亩土地施肥耕种，上等农夫可以养活九人，其次可养活八人，中等的可养活七人，其次养活六人，下等的养活五人。庶人在公家当差的，也按这样来分等级。（《万章下》１０．２）

　　Ｃ、论诸侯、士之礼，君臣之礼，师生之礼，交友之礼

　　①、论诸侯、士之礼

　　孟子对於诸侯与士之礼有详细的论述。请看他与其弟子万章的讨论：

　　万章曰：“士之不托於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於诸侯，礼也；士之托於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於上。无常职而赐於上者，以为不恭也。”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於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於舜也，使其九子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於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万章下》１０．６）

　　由此可见，孟子认为诸侯若是失去国家，是可以依托於诸侯而生存的。因为这是符合礼的。士若是依托於诸侯而生存，则是不符合礼的。但是，士可以接受诸侯的馈赠。因为这是诸侯对士的周济。这里牵涉诸侯尊贤的问题。以鲁缪公对子思来说，初缪公对子思屡次问候，屡次送鼎肉，子思要屡次向国君作揖行礼，於是便很不高兴，而不接受，以为这只是以养犬马来对待他。从此鲁缪公就不送鼎肉之类了。因为这是既不能举贤，又能养贤。那么，国君如何才算尊贤呢？初次赠，以国君的名义，作揖后磕头而接受之。以后就由有关部门经常将食物与生活用品送去，不用说是国君赠的，也就不必再作揖磕头了。如象尧对待舜那样，才是国君真正的尊贤。

　　与此有关的是孟子发现了礼制中爵禄与道德位的问题，孟子讲了鲁缪公与子思的故事：“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万章下》１０．７）由此他进一步发挥说：“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同上）这种爵禄与道德异位的现象，从古至今都存在着，在高位者不一定就是道德高尚者；而在地位低下者中间却常有道德高尚者。

　　士与诸侯之礼孟子谈及较多：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滕文公下》６．７）

　　孟子认为一般说来，古者士不作官就不见诸侯。当然如段干木那样诸侯要见他，他跳墙而走以避之；如泄柳那样诸侯在门外，他却闭门而不纳，这便是太过份了。诸侯要是主动急迫与士想见，还是可以相见的。阳货想要孔子去见他，却怕失礼。当时礼有规定：大夫赠送东西给士，士要是不能当面答谢，就要到大夫家去致谢。阳货打听到孔子不在家时给他送去一个蒸小猪，孔子也找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到去答谢。其实要是阳货先去见孔子，孔子那能不见他呢？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於诸侯，礼也。”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　，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万章下》１０．７）

　　这一章也是说士不见诸侯之礼。孟子认为“庶人”即不作官的民众，是不送东西到诸侯那里去为臣属，也不敢去谒见诸侯，这是合符礼的。庶人去官府服劳役是符合义的；去见诸侯却是不符合义的。齐景公田猎，用召见大夫的旌召见虞人。按礼的规定，招见虞人应该用皮冠，虞人因为非其召而不来，景公要杀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孔子很赞成虞人，因为他“非其招而不往”。

　　孟子认为诸侯要见士是因为士知识广博，或贤能。对於这样的士，诸侯就应以师礼待之，而不是以“召”见的方式见他。孟子说，这样的诸侯或王，就是“好善而忘势。”贤士也是如此，他们“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尽心上》１３．８）贤士因为喜好其道而忘却了王侯的权势，王侯若不非常尊敬完全以礼相待，则不能多次与之相见。相见的次数也不能多，何况还能得之为臣呢。

　　以上可见，士不见诸侯之礼；诸侯见其下属，其礼都有严格的规定。

　　孟子还论及朝廷上“礼”的具体规定：

　　（孟子不与王　言，）“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离娄下》８．２７）即礼规定在朝廷上不能跨过位次来交谈，不能跨越阶梯来作揖。我是想按礼行事，而王却以为我待慢了他，这不是很奇怪吗？

　　也论及君子去就之“礼”，即任职与辞职的“礼”各有三种情况:

　　陈子曰：“古之君子如之何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能从其言也，使饥饿於我土地吾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告子下１２．１４》孟子以为第一种情况是很有礼貌来迎接，所说的话都能照办，则可以任职；礼貌虽未衰减，但所说话已经不照办了，就可以辞职。第二种情况，礼貌衰减，则可以辞职。第三种情况，饭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吃，肚子饿得难以出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谈不上，若是君周济食物可发接受，只不过避免死亡罢了。

　　②、君臣之礼：

　　孟子论君臣之礼是以孔子为例。他说，孔子十分重视君臣之礼，能做到“进以礼，退以礼。”（《万章上》９．８）一次万章问孟子：“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然则孔子非与？”孟子回答说：“孔子当仕有官职，而其官召之也。”（《万章下》１０．７）国君召见孔子，他不等驾好车急忙就走。这是因为孔子有了官职，他要按礼而行。但是当孔子仕鲁不受重用他便出走。孟子说：“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告子下》１２．６）孔子从鲁出走选择了国君祭祀不送祭肉的时机匆忙离开。不知者以为孔子为了祭肉，知道孔子的，以为是为了鲁君无礼，而孔子是为了背一点小罪名而走，他不愿意随便就离开。在孔子周游列国过程中对不同的国君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孟子说：“孔子有见行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於卫灵公，际可之仕；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万章下》１０．４）

　　③、论交友之礼：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父子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离娄下》８．３０）

　　此段论匡章非不孝，只是父子责善而已。所以孟子与他交友，对他很礼貌。

　　④、论师生之礼：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尽心上》１３．４３）

　　学生对老师应该有礼貌，学生不能挟贵、挟贤、挟长而问老师。凡是如此而问者都不在所应该答理的范围之内。

　　⑤、论“用之以礼”：

 

　　讲财富的使用若按礼的规定就能长期使用。

　　孟子曰：“……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１３．２３）

　　Ｄ、冠、婚娶、授受之礼

　　①、冠之礼、嫁之礼

　　“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滕文公下》６．２）这着重讲妻子无论丈夫对与不对都以顺从为是，便是“妾妇之道”。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室，女之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见之。”（《滕文公下》６．３）这是说婚姻应该按礼来办，而不能违礼。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食与色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告子下》１２．１）

　　“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　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则不得食；则将之乎？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告子下》１２．１）这是说礼与食色相比较，当然礼更重要。但也要有权变。

　　②、论男女授受之礼及其权变：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离娄上》７．１７）

　　Ｄ、丧祭之礼：

　　①、关于孟子“前丧后丧”：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也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前丧’，是也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於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也不果来也。”（《梁惠王下》２．１６）

 

　　这是说臧仓以“礼义由贤者出”为由，说孟子“后丧前丧”，意谓孟子并非贤者，从而阻止鲁平公见孟子。其实孟子所谓“后丧前丧”是因为孟子办理父丧时为士，而办理母丧时为大夫，所以前丧用三鼎之礼，而后丧用五鼎之礼。孟子之所以如此，并非不按礼办事，而是因为前后地位不同以至於贫富不同罢了。孟子与弟子充虞论葬礼时也谈到他办理母丧是按当时之葬礼来办的：

　　充虞请曰：“……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於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士亲肤，於人心独无　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公孙丑下》４．７）

　　②、论三年之丧：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於宋，於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问於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於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也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能反行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於大事，子为我问孟子！”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昏，听於冢宰，（“饼”字之并换成“干”）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诚在我。”

　　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滕文公上》５．２）

　　这里孟子论述了三年之丧的由来与滕为滕定公行三年之丧的情形。

　　③、论礼为旧君有服：

　　孟子告齐宣王曰：……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谓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於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离娄下》８．３）

　　《孟子译注》第１８７页②礼，为旧君有服――今《仪礼．丧服篇》亦有大夫为旧君服齐衰三月之文。

　　④、论“送死可以当大事”：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离娄下》８．１３）

　　此为孟子主张厚葬的理论根据。

　　⑤、论短丧不可以：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曰：“为期之丧犹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犹或紾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矣？”

　　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於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尽心上》１３．３９）齐宣王想缩短守丧的时间。公孙丑问孟子：“可否改为一年之丧？”孟子以为这犹如有人捆着他哥哥的手臂，而你却说姑且慢慢地扭吧。这怎么行呢？若是想守三年之丧而不能，那么只要能多一天也好，也比不守丧要好。

　　（四）孟子论乐

　　１、论乐的重要意义：

　　Ａ、乐是国家政治好坏的体现：

　　孟子认为今天的音乐犹如古代的音乐，还主张与人同乐、与众同乐、与民同乐。他认为，能与民同乐，就能王天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於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如何？”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於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於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於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於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也能鼓乐也？’今王田猎於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毛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２．１）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２．４）

　　Ｂ、乐是道德教化的体现：

　　孟子引子贡的话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公孙丑上》３．２）即看见朝廷的礼仪就能知道其政治的好坏，听到朝廷的音乐就能知道其道德教化的状况。孟子深知“闻其乐而知其德”所以他对乐是十分重视的。好的音乐反映良好的道德教化，相反，坏的音乐就反映道德风气的败坏。因此孟子也象孔子一样反对淫荡的郑声。“恶郑声，恐其乱乐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尽心下》１４．３７）杨伯峻译“经”为“经常正道”。《孟子译注》第３４４页注⑿反经――这种结构犹如《论语．颜渊篇》的“复礼”“归於礼法”便叫“复礼”，“归於经常”便叫“反经”，“反”同“返”。则“恶郑声”而“反经”，即是归於经常正道。同时孟子也反对贪图享乐，反对“流连荒亡”之行。他引用晏子的话说：“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下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梁惠王下》２．４０）同时他反对“般乐怠敖”，他说：“今国家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公孙丑上》３．４）杨伯峻《孟子译注》第７６页注⑩般乐怠敖――般音盘<pan>，般乐为同义复音词。《尔雅释诂》：“般，乐也。”……怠，怠惰。敖同遨，《说文》：“出也。”意即当国家无事天下太平之时，肆意享乐，怠惰玩。这是自找祸害。

　　２、论乐之实质――内心感情的体现：

　　关于这一问题，在论礼之实时已经涉及了。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娄上》７．２７）此段“乐”出现３次。“乐之实”的“乐”，据赵岐注，意为“礼乐”的“乐”。其余两“乐”字意为“快乐”。赵岐注於此是将礼乐合在一起来解释的：“事皆有实。事亲从兄，仁义之实也。”又说：“礼乐之实，节文事亲从兄，使不失其节，而文其礼敬之容，而中心乐之也。”“乐此事亲从兄，出於中心，则乐生其中矣。乐生之至，安可已也。岂能自觉足蹈节、手舞曲哉。”礼乐的实质，就是调节与文饰事亲与从兄两者之间。即以礼乐来使之恭敬於容貌并且达到内心的快乐感情。因为乐於事亲从兄是出於内心的，所以快乐就生於其中，这种快乐之极至，不可制止，於是就会手舞足蹈起来。可见礼乐所起的作用是一致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３、论及一些音乐的知识：

　　Ａ、关于用六律来定正五音：

　　孟子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离娄上》７．１）赵岐注：“师旷，平公之乐太师也。其听至聪，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阳律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锺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即听觉特好的乐师师旷，若不用六律，也不能定正五音。……既用很好的听力，又用六律来定正五音，则各种音阶就应用无穷了。

　　Ｂ、论配《韶》乐之诗：

　　“景公悦，大戒於国，出於郊。於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梁惠王下》２．４）

　　这里的“诗”字不是指《诗经》，而是指配乐之诗。《征招》《角招》：《孟子译注》第３６页注⒀ 征（ZHI）征和角是古代五音（宫、商、角、征、羽）中的两个。招同“韶”。据此《征招》《角招》当指古《韶》乐，即舜时的音乐。齐保存了古《韶》乐，故还能作《征招》《角招》。

　　Ｃ、与高子论禹、周文王谁尚乐：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尽心下》１４．２２）

　　赵岐注以“声”为“声乐”。实指钟声。赵注：“追，钟钮也。”又：“蠡蠡，欲绝之貌也。”钟纽（钮）是古钟悬挂之处。其上有眼，把它安放在钟架上横梁的槽眼中，再用穿钉套过去可能有个横销把钉管住，这样悬挂，钟身既不会因敲打而转动。……且四壁悬空，也不会妨害钟声。详《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８年第一期《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高子以为禹比周文王更尚音乐，因为禹时钟的钟钮都快要磨断了，孟子不同意高子之说，以为禹时的钟，一直用至今，钟钮快要磨断，是因为用的时间长，好比城门前的车迹很深，并非几匹马的力量所为。

　　Ｄ、以奏乐的“金声而玉振”比喻“集大成”：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为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１０．１）赵岐注：“孔子时行则行，时止则目止。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始条理者，金从革，可治之使条理。终条理者，玉终其声而不细也，合三德而不挠也。”焦循《疏》：“近时通解谓：金，夂钟也。声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也收之於后。条理是节奏次第。金以始此条理，玉以终此条理，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是圣人中该什么时侯行就什么时侯行，该什么时侯停止就什么时侯停止的“圣之时者”。因为他集中了古代圣人的大道，来成就自己的圣人之德，所以就能够达到既圣且智的“金声而玉振”的“集大成”的崇高崐境界。所谓“金声而玉振”是指奏乐时，以敲　钟开始，而最后以击特大的玉磬为结束。整个奏乐的过程从始至终都是有条理的。这样的音乐就体现了“集大成”的意义。孟子以奏乐的“金声而玉振”来说明“集大成”的意义。说明他对音乐是十分的内行。

　　（五）孟子与《春秋》

　　１、《春秋》是本怎样的书？

　　关于“《诗》亡而后《春秋》作。”前面已经谈到，这里要进一步说的是《春秋》是怎样的一本书？我们说《春秋》首先是史书。墨子说：“吾尝见百国《春秋》。”（孙诒让《墨子诂．墨子后语》上）可见记载各国历史的书都叫《春秋》。《墨子．明鬼下》谈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孟子说：“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离娄下》８．２１）以上墨子、孟子所说，都有根据，可惜至今只存鲁《春秋》。因此现在我们所说的《春秋》，即指记载鲁国历史的典籍。它记载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经历了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为期２４２年（或说２４４年）的历史。我们认为《春秋》不仅是史书，而且还是经书。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２、孔子作《春秋》：

　　既然《春秋》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当然是鲁国史官所作。但孟子提出孔子作《春秋》说。孟子竭力推崇孔子。孔子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也矣。’”（《公孙丑上》３．２）孔子并没有承认他就是圣人。只是说我学习不厌烦，而教学不疲倦而已。子贡说：“老师学习不厌烦，就是智；教学不疲倦，就是仁。仁而且智，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可见在孔子未去世之时，孔门弟子已经称孔子为圣人了。孟子比孔门弟子更甚，他认为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古圣人也，”但是，在他看来，都不如孔子，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他的弟子公孙不明白，问：“伯夷、伊尹和孔子不是一样吗？”孟子回答说：“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同上）即自从有人类已来，没有谁能比得上孔子的。也就说孔子是古代圣人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样说，可以算得上对孔子称赞得无已复加了。不仅如此，孟子还说《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他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８．２１）焦循《孟子正义》《疏》曰：“《春秋》不得不褒二霸（齐桓、文）之功。齐之霸，始於庄，终於僖，之霸，始於僖，终於定。故曰其事则齐桓、文。”赵岐注：“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窃，亦圣人之谦辞。”这是说孔子承认他作《春秋》了。孟子还更明确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上》６．９）这里讲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即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因为周平王东迁之后，礼坏乐崩，采风的制度已废止，故《诗》亡。春秋时代，正如司马迁所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以孔子要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也就是在鲁《春秋》的基础上修订《春秋》，而成孔子《春秋》。孔子修订《春秋》是行天子之事，即以《春秋》当新王。在《春秋》中注入“微言大义”，以一字崐之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意图。正因为孔子修《春秋》是如此用心，所以他才说得如此深刻：“知道我的只因为我作了《春秋》，责骂我的也只因为我作了《春秋》。”在孟子看来，圣人之所作《春秋》既是行天子之事，当然不是一般的书，而应该是经书了。至少孟子心目中是这样看的。经过他的鼓吹，《春秋》的地位是大大提高了。

　　孟子首倡孔子作《春秋》之后，董仲舒也倡其说。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其后司马迁又继之。他说：“是以孔子明王道，……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氵。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剌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又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至於《春秋》，笔者笔，削者削，子夏之徒不能赞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又说：“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此后说孔子作《春秋》者人便多了起来。

　　３、对孔子《春秋》的评价

　　孟子对孔子修订《春秋》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上》６．９）在孟子看来，孔子修《春秋》的客观效果，可以使乱臣贼子惧怕其贬责。此事可以与禹治洪水和周公辅政的功绩相提并论的。这样重要的书，当然是经书了。

　　４、对《春秋》之战争的性质的看法：

　　孟子对《春秋》所记的战争性质有个很有影晌的看法，他说：“《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尽心下》１４．２）赵岐注：“《春秋》所载战伐之事，无应王义者也，彼此相觉有善恶耳。孔子举豪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故皆录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谓之征。诸侯敌国，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这里所谓“无义战”在该章章指说：“征伐诛讨，不自王命，故曰无义战也。”可谓抓往了要害。所谓“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如鲁定公４年昭陵之战即是一例。焦循《孟子正义》《疏》曰：“齐桓之於楚，以文服不以力服，召陵之役，虽以兵车而不伤一卒，不折一矢，无异衣裳之会，故《春秋》善之。”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