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和“人”的本原及其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主要问题。其争论的焦点：（1）天是什么？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还是无意志、无感知的自然物？（2）天体和人类分别处于什么地位？（3）有无“天命”？“天命”与人们的努力的关系如何？（4）“天”能够向人们禀赋什么？人的“天性”如何？“天性”与后天实践的关系怎么样？等等。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在对前人哲学思想分析批评的基础建立起来的。他的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走的是朴素唯物主义这样一条路线。

　　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哲学与史学、文学并无严格的区别。即使要回答关于世界的本原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哲学思想也往往与作者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历史变迁的评价集合在一起。这一特征在柳宗元的《非国语》这部批判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中写道：“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柳宗元在此说得很明白，《国语》这部书的文章写得很好，但观点谬误很多，与尧、舜之道不符，所以要写文章进行批驳。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治通鉴《国语》，究竟什么地方不符合圣人之道呢？检阅《非国语》一书共六十七篇，柳宗元的批判予头直指天道、天意、天命、神灵、卜筮、怪异、报应诸说，认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没”（《非国语—三川震》）。这是说，天地、阴阳、山川的变化，都是物质性的元气的自然而然的运行，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关于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边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先从社会现象、历史发展谈起，最后归结到自然哲学来说明。尽管如此，它仍然不仅是对先秦萌芽状态的自然哲学思想的订正，也是对汉代王充元气自然说的继承的发挥。关于《非国语》，柳宗元还写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从这些书信往来可以看出，柳宗元曾作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因而，《非国语》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展示柳宗元天人“相分”自然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柳宗元的《天对》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奇书。它进一步反映了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水平和自然哲学思想。《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天问》而写的。屈原在《天问》中，一共发出170多个质疑性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万物问到人间，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真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但屈原只问不答，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空间。对屈原所作出回答。只有到了唐代中期，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为122条，逐个作了精辟的回答。对于柳宗元的哲学名著《天对》，毛泽东十分欣赏。毛泽东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国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天”是什么？有人说天是神灵，是上帝，宇宙间的一切是上帝神灵创造的。柳宗元从元气——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彻底否定了上帝神灵。他在《天对》中说：“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第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日月昼夜，交替运行，永不停息，宇宙从蒙昧混浊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只是因为有“元气”存在的缘故，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在他眼里，“天”是自营自成的自然界，是宇的天，没有意识，没有感知。“天”并不是谁经营创造的，而是由元气的无限积聚而形成的。元气是一切自然现象发生之源，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元气。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表示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
     在对“天”、“人”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观点与刘禹锡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共同与韩愈开展过争论。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是唐代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此事由韩愈给柳宗元的一封书信而起。由于韩愈 这封书信未能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只能从柳宗元作答的《天说》一文转述中可以见证。根据韩柳两人以往的深厚交情和当时不同的处境，韩愈给柳宗元的书信应当主要是一封友情问候信。可能是因为对“永贞革新”的政见不同，韩愈对遭贬而身处逆境的柳宗元的宽慰转到了“天”的缘故，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根据“人举”（人的行为）而行“赏”、“罚”。这种戴有神秘面纱的理想的世事哲学思想，使柳宗元对韩愈友情问候信产生了另外的思想导向，“激”起了他对“天命观”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尽管柳宗元在永州身负重辱，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天命所致。他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为了求证同道，柳宗元把这封答书《天说》转给了一同受贬的好友朗州（常德）司马刘禹锡。刘禹锡非常赞同柳宗元的观点，随即参与进来写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辨”，柳宗元又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这样一种多角色的哲学通讯，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很新鲜有趣的事情。柳、刘两人都坚决地批判了韩愈所持的“天命观”，认为“天”有“生植”之能，也有灾荒之能；“人”有“法制”之能，也有“悖乱”之能。但是，承认“天”的“生植”与“灾荒”，并非“天”能够有意干预“人”的“法制”与“悖乱”，也并非“人”能够干预“天”；天与人“相分”，“各行不相预”。这说是说，柳、刘已经意识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不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独到的见解。刘禹锡对柳宗元的自然哲学元气论还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认为天人不仅“相分”，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联系，天人相关，“交相胜”、“还相用”。应该说，经过刘禹锡的补充，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更为深刻全面。
（资料来源：永州日报 作者：蔡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