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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认为“法”和“礼”一样，有其传统的继承性所谓“三代虽亡，治法犹存”[29]，“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30]。作为国家政治的基本秩序，有着古今一贯性质。所以说“传说：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31]有时荀子也以“法”言礼，如“修百王之法，若辨黑白；……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32]。不过，在荀子的论说中，“礼”只有“礼”和“非礼”之分，“法”则有“王者之法”、“霸者之法”和“亡国之法”的差别。究其意义，还在于礼重于法。 

      荀子又以为，对国家政治来说，土地与人口，秩序和法律是至关重要的，而最重要的，莫过于君子的存在。所谓“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33]。这里的“道”就是秩序，“法”就是保证秩序的有效手段。“道法”连称则可以视为“法的秩序”。但是在荀子看来，立法、执法较法本身更为根本，所以他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34]。本来，人治或法治，并非是一种绝对的政治体现。法是人所制定的，并由人来执行和遵守的。荀子注意到，立法者如果是君子，则法得其人，是为良法；执法者如果是君子，则良法又得其人，是为善政。其首要的前提条件还在人，所以说：“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35]。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礼义，荀子也有相类似的说法，如《荀子·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可见，无论是道德还是法，都是以人为本，以君子为本的。 

      荀子认为，知法行法又是做人处事的最一般的标准，所以说：“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有深其类然后温温然”[36]。又说：“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 ”[37]。显然，这里所说的“法”，是具有广泛意义的，它和具有广泛意义的礼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诚然，在荀子的观念中仍保留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士庶等级观。所以，他才一再强调以礼义法度与政令为不同的政治手段，分别用来治理士以上与庶民百姓的。诸如“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38]；“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39]；“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40]。实际上，这里的礼不过是法观念下的具体礼数而已。

       荀子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既充满理想而又关照现实的思想人物，最终以“法”的思想观念充实了儒家传统的“礼”的思想。同时，他在立法思想方面又有相当的理论贡献，从而使“礼”所具有的“法”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张扬，为后世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引导和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