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思问网

       以一般的情形而论，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一个思想与学术都异常活跃的时代。儒家和墨家当然都已经成立，并在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思想领域中发生着影响。老子开创的传统似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从“黄老”以及杨朱思想的流行中就可以看出。另外，法家以其重耕战的理论适应了君主和时代的要求，在各诸侯国的朝廷中大都占据了主导的位置。[1]被称做名家的惠施、公孙龙等也活跃在这一时代，围绕着一些概念和命题施展着他们思辩的智慧。同时或者稍后一些则有邹衍，这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代表。这些不同的思想之间的交叉和碰撞，构成了战国中期思想史“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

      但是，就庄子个人来说，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进入了他的头脑，或者心灵，构成他思想的背景，仍然是一个问题。即便如司马迁所说，庄子于当时的学术无所不窥，但其中也还有着主次轻重的区别。以我们现在的经验，流行于社会的思潮固然很多，但真正为某个人了解并理解的也许只是其中的部分。很多的东西就象王阳明所说的山中之花，当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只是自开自落，和不存在无异。因此我们如果不满足于泛泛的议论，而是想真正进入庄子的思想世界的话，就得从他留给我们的著作入手，看看究竟哪些人真的对庄子发生了影响。

      就《庄子》内七篇所见，儒家和墨家无疑是庄子最注意的学派。[2]《齐物论》提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特别提到的是“儒墨之是非”。以儒墨作为言论是非的例子，一方面反映出当时这两大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的则是它们在庄子心目中的特殊地位。[3]尤其是儒家，更是庄子注意和批评的中心。《逍遥游》所谓“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不正是缙绅先生的写照吗？庄子以为，其境界恰如“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的斥鹌，与“绝云气，负青天”的大鹏有着天壤之别。“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寓言，在对比中贬损着儒家所祖述的圣王。《齐物论》所说“大仁不仁”、“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辨？”直接针对的是儒家的核心主张。《养生主》“老聃死”的寓言，借“秦失”三号而出表现着对儒家礼乐制度的抨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诸篇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庄子把孔子及其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直接请到了寓言之中，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藉儒之口以批儒。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做法，正是庄子恢诡孟浪之文风的表现。如果以为庄子真的是尊重孔子，甚至认为庄子出于儒门，那就不只是滑稽，简直是荒诞无稽了。

       司马迁说的很对，庄子之书，是“诋疵孔子之徒”的。也许有人以为太史公举的是《渔父》《盗跖》等属于外杂篇的文字，与内七篇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在我看来，如果有不同的话，也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外杂篇显而内篇隐。所谓“显”，是说其表达的比较直接，有点象《诗》的“赋”。所谓“隐”，是说其表达的比较婉转，有点象《诗》的“比”。“显”的东西固然痛快淋漓，“隐”者则更有回旋品味的余地。我们看内篇中孔子的形象，大体可以分做两类，一类是被嘲讽或者教诲的对象，一类是庄子的代言人。前者见于《人间世》的篇末（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德充符》内与申徒嘉的对话等中；后者则较前者更为普遍。这两类形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就是在前一类中，孔子的对话者或者寓言中的对手都是庄子寄托其理想的人物，因此孔子被设计的异常谦虚，或者先倨而后恭；而在后一类中，对话者多为孔子的学生（尤其是颜回）或者君主（如鲁哀公）等，孔子成为教诲者，可是其教诲的内容却是庄子的主张，与实际的孔子背道而驰。这两种形象，无论是哪一种，都谈不上对历史上孔子的尊重，[4]相反却是极大的不敬。 

     编辑：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