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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杨朱却是以批评墨子为己任的。墨家对以兼爱等为内容的义的极端强调，为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最好的重物轻生的例子。这引起了杨朱的反弹。相对于墨子的兼爱，杨朱主张贵己；因此不同于墨子的舍生取义，杨朱主张着轻物重生。他最著名的说法当然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7]这个经常被曲解的命题，显然是针对着墨家“腓无胈，胫无毛”[8]的说法，用以显示生命的重要。在哲学史上，杨朱第一个站在生命的一面突出了生命和外物的矛盾，这使他成为庄子的先驱。但和庄子不同，杨朱仍然是一个游士，他的贵己和墨子的兼爱一样，仍然是提供给君主的一种治国的方法，但治国的话题却早已经退出了庄子的心灵。因此庄子和杨朱的距离是明显的，《应帝王》中曾经提到一个叫阳子居的人，他向老聃询问着关于明王和明王之治的问题。古书中阳和杨通用，所以学者大都认为这个人就该是杨朱。无论如何，这和杨朱游士的身份是吻合的。这一点显然不会被庄子所认可，但他对生命的强调无疑给庄子做了最好的铺垫。虽然没有杨朱的名字，可是在庄子关于生命应该摆脱外物的控制的主张里面，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杨朱的影子。

    惠施当然是庄子一生的交游中最重要的朋友和思想上的对手。《庄子》书中既表现出对惠施无情的嘲讽，也有真诚的悼念。外杂篇中的某些记载固然不必太当真，但是庄子过惠子之墓，而感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也”，[9]应该可以被看作是真实的情形。这足以说明庄子和惠施在思想对立背后的相知。曾经有学者认为整个庄子的内篇都是为惠施而做，这说法未免小看了庄子的思想视野和格局，但是从提醒人们重视惠施的影响来看，还是有积极的意义。在内七篇的范围里，惠施的名字出现在《逍遥游》、《齐物论》和《德充符》中，都很难说是正面的描述。除了《齐物论》是简单的和另外两个人一并提到外，（“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另外两篇记载的都是他和庄子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惠施总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象是想聆听庄子的答案。这当然是一种写作的技巧，因为此种安排本身就有贬抑惠施的作用，作为提问者，而且又没有再出场的机会，其角色的被动是显而易见的。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些对话都被安放在这两篇的末尾，其意义如何也许可以有不同的推测，但总表现出某种特别的意味。如《庄子》中许多其他的对话一样，这些对话当然可以简单地用寓言来对待，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惠施是内七篇中提到的唯一和庄子对话的人物，因此和一般的寓言不同，似乎值得我们更小心的对待。

    惠施是名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样是《庄子》的《天下篇》曾经有关于惠施学说的一些记载，以及出自庄子学派立场的评论。“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以知道惠施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他的乐趣似乎是与人辩论，尤其是那些和他一样喜欢辩论的人（辩者）。他们辩论的话题主要是关于“物”的，譬如“大一”“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之类，相反的却忽略了关于人的一些问题。因此庄子学派批评他是“弱于德而强于物”，以及“逐万物而不反”。后面一句话让人想到古代神话中逐日的夸父道渴而死的命运。惠施也是如此，在庄子学派看来，他的心也已经溺死在外物之中了。这和庄子当然是不同的。在庄子的世界中，物永远只是次要的东西，人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是反复强调的主张。这也正是庄子和惠施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惠施对于庄子来说并不总是消极的，或者只是一个靶子。虽然庄子没有明确的谈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庄子似乎很享受与惠施之间的辩论，并在这种辩论中逐渐接受了辩者们常用的说话方式。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齐物论》就是一篇辩者的文字，伍非白就把它归入古代的名家言之中。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庄子更知道辩论的界限：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者邪？”

    如同伯夷叔齐批评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庄子这里对于辩者的批评也有明显的“以辩止辩”的色彩。可是如果庄子“辩无胜”的逻辑真的贯彻到底的话，他又怎么能凭借这种方式来打消辩者们以辩论求是非定胜负的欲望呢？[10] 

  编辑：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