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八七会议记录

宛希先

写在红军战士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

朱德塑像

陈毅塑像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而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又推行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惨痛的教训。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在武汉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就曾号召：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张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他指出，民众运动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出来的。当时，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历史结论，说明在敌人十分强大的城市，中国革命难以取胜。他认识到应当把革命的希望从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认识到农民及其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秋收起义后，他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队，坚决制止了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
       当时井冈山上王佐、袁文才的农民武装就是“绿林朋友”。毛泽东同志曾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还让我们讨论，王佐的武装在井冈山能长期存在，而我们有党，有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军阀能割据，为什么我们不能割据?工农革命军进军途中，在宁冈古城举行了著名的古城会议，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作战略性的转变，千百万群众是我们的基础，要以罗霄山脉中段为依托，建立后方，轻装上阵，还要建立地方武装，收缴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有了群众和地方武装，我们的军队就不会孤立。毛泽东同志还说，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六县，境内井冈山地势极为险要，还有九龙山等重要屏障，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边界六县盛产稻米、油、茶、木材，群众基础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广大农村是海洋，我们像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以宁冈为中         心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意义决不限于六县，对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是有很大意义的。
我是攸县人，12岁就当学徒，做印刷工人。大革命时，我在攸县总工会当干事兼国民党农工部特派员。马日事变后，我在攸县站不住脚，就到长沙找党组织，但一个熟人也没有，找不到党组织。听说武汉情况还好，我又到武汉，也没有找到党组织，只好跑回家。然而，要回到攸县老家是不行了。我在茶陵当过学徒，就到茶陵找老板。老板只知道我搞过工运，但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说，你在这里躲一二个月是可以的，但不要到外面去，只能在里面工作，晚上要出去走走还可以，不能到外面搞工作。这样我就在书店当装订工。白天我在店里做工，晚上就出去活动。茶陵搞工运工作的人我都认识，这样，我就去找工会基层干部，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茶陵县城。当时县委在山上没有下来，我去接头，找到宛希先，问他怎么办?他说，你是工人，首先组织工会。不久，成立了县总工会，接着又成立了各行各业的工会，大家选我当县总工会主席。地点设在江西会馆。这时候县委进城了(县委书记陈韶)，设在福音堂。人民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了，由部队派谭梓生担任县长。其他人员还是用旧的，仍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还靠商会，群众十分不满。宛希先写信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指示要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保卫商店、邮局和学校。后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我被选为主席。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分派人员到城郊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赤卫队，但没有来得及分田地。不久，敌军压境，我军撤退，茶陵县被敌人占领，当地赤卫队200多人也只好上了井冈山。部队在撤退中，团长陈浩公开讲搞工农兵出息（方言，出息即没出息），到国民党那边去，把力量扩大了再说。其理由是我们力量小，上山没有出路，对革命悲观失望。客观上，那时部队在茶陵打不赢，部队情绪不高。毛泽东同志赶到湖口，逮捕了叛徒陈浩等人，由张子清当团长。
      在茶陵，我们取得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经验。但茶陵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土地革命便无法开展，农民群众也不可能充分动员起来支持革命，已经占领的地方也保不住，到头来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所以，后来我们攻占遂川、宁冈、永新等县，建立县工农兵政府，就着手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抓成立县、区、乡各级地方武装；抓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抓发展生产；开办学校(小学)；帮助群众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同志还主持制定了施政大纲30条。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建设的初步蓝本。但1928年4月以前，边界土地革命还未深入，3月间湖南省委又将正规部队调往湘南，致使边界陷敌一个多月。这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4月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龙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政策，才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很快就使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鼎盛的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团及各县干部大力经营永新。当时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具备了大力经营永新的条件，宁冈全县是我们的，部队一部分到了莲花、安福、吉安。所谓大力经营永新，就是要在全县深入土地革命，层层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把田地分下去，各项政策贯彻下去。在永新，我们半个月内分兵发动群众，建党，扩军，成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后来红军大队前往湘南，敌人11个团进攻永新，毛泽东同志仅以三十一团一个团的兵力，充分依靠地方赤卫队、暴动队和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11个团困在永新县城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
      在井冈山初期，我们非但对建立红色政权没有经验，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也缺乏经验。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善于从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正确的理论。因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参加领导。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由于党的支部没有建立在连队上，党没能完全掌握军队，因而在敌人的压迫下很快失去了大部分军队的领导权。鉴于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普遍建立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使之形成连队坚强的战斗堡垒。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三湾改编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整顿了行军纪律，强调部队要做群众工作，奠定了我军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传统。有力地反对了当时部队中严重存在的军阀作风和单纯军事观点，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改造。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荆竹山第一次宣布我军的三大纪律。同年12月从茶陵回师龙市，毛泽东同志又总结经验教训，正式提出和宣布了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后来在桂东沙田，毛泽东同志又针对实际情况，再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此外，井冈山斗争还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队三结合的我军体制。所有这一切，也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这些原则，在1929年12月闽西古田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根       据新的实践经验，得到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阐明。这个历史性的决议，成为我们建党建军的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
从井冈山时期起，军队就不但打仗消灭敌人，而且从事筹款、生产、帮助地方建党，发展地方武装，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从而成为完成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最重要的柱石，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
       井冈山地区地域广大，地形复杂险要，群众条件又好，十分有利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在井冈山斗争这样特定的条件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著名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都是在当时粉碎敌人三次围攻的多次战斗中，鉴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总结和丰富起来的。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途中，在芦溪突然与强敌遭遇，不及退避，造成很大损失，总指挥卢德铭同志牺牲。后来，到了砻市、茅坪，值湖南敌人因湘桂军阀混战，将反动军队大部调离边界各县，我们就乘虚攻取茶陵。等湖南强敌压境，又退回井冈山，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江西遂川进攻，打垮反动地主武装，一举攻克遂川。当我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赣敌朱培德部一个营在反动地主武装配合下占据了宁冈新城。毛泽东同志一面指挥宁冈、永新等地暴动队、赤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一日数惊，疲惫不堪；一面集中主力回茅坪休整后，深夜急袭新城，次日一战全歼守敌。这些战斗就初步创造了运用十六字诀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成功战例。毛泽东同志当时曾对部队说到井冈山以前一个“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朱聋子曾讲了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他还说：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们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其后著名的龙源口战斗，我军先是向西佯攻酃县，诱引不知虚实的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深入，而后绕一圈子，突然回师东进宁冈新城，占领新、老七溪岭有利地形，经过一天鏖战，全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又乘胜猛追40里，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还有1928年8月间困敌永新的战斗等，也都证明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
      就土地革命来说，井冈山斗争初期分田，按中央的指示，是没收一切土地，以村为单位，按劳动力分配。但这样做，第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不利于联合中农阶层；第二，以乡为单位，穷村、富村能分田地的肥瘦多少，势必悬殊；第三，按劳力分配，则人口多劳动力少的户无法养活家口。我们在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有的人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什么是大地主?有的人说是占百亩以上土地的，有的人说占200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却说，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大的地主，这里的地主多数是占几十亩土地，占百亩的很少。我在小西江区搞土地革命时，农民就问什么叫地主?我们说，凡是收债收租自己不种田的叫地主。农民又问，做买卖不种田的叫不叫地主?我们回答不叫地主，叫商人。那么商人兼地主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分清两者的界限，属于商业部分不没收，属于封建剥削部分就没收。有地种不完，出租一部分者叫富农，对他们只没收出租部分。对于地主本人怎么办?都杀掉，不行，后来确定分点不好的土地给他，还给点小农具。这些都是群众临时开会定的，没有成法文。许多问题一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商量出办法，就这样干。这样做，得到群众的拥护。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确立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后来在兴国颁布的土地法就比井冈山时期的土地法较为完善和切合实际。“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也是毛泽东同志后来鉴于实践的经验而提出的。因而闽西、赣南的土地革命就进行得更为顺利。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队伍中存在林彪一类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还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以及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思想和干扰。当时湖南省委所执行的“左”倾盲动错误的干扰尤为严重。1928年3月，湖南省委取消前委，解除毛泽东同志前委书记的职务，要他随军挺进湘南，策应湘南暴动，造成了边界根据地的大部被敌人攻占和破坏。同年6月底，正当红四军成立后，连续打胜仗，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全盛的时候，湖南省委又派杜修经到井冈山，命令红军向湘南挺进。结果又造成湘南八月失败。这两次毛泽东同志都事先提出正确意见，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湘敌兵力强大，未可轻动，而赣敌比较薄弱，红军应该着重向江西发展。特别是6月30日于永新召开的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决定抵制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并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信件，向省委申述正确的意见，主张红军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继续巩固和扩大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杜修经一意孤行，乘红军主力到了湖南酃县，而毛泽东同志又远在永新之际，导扬二十九团不安心经营边界根据地，思返湘南家乡的错误意见，强迫军委领军南下攻取郴州，结果造成二十九团惨败，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牺牲。八月失败，不只是杜修经的责任，朱德，陈毅同志也有责任，朱德同志是军长，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要是他们坚持不听湖南省委的指示，不去湘南，杜修经是无法把部队拉走的，“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嘛！早在湘南暴动时期，“左”倾盲动主义者便提出“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的口号，鼓吹要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湘南暴动在湘南特委推行“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一度乱烧乱杀，严重地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地区就坚决抵制了上述盲动主义的主张，没有乱烧乱杀。杜修经（应为周鲁）来到砻市，责怪我们为何没有把砻市烧掉。他说这么好的地方，你们都不烧掉，那么怎么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呢?毛泽东同志说，房屋可以住人，为什么要烧掉呢?你们以为这些小商人，把他的房子烧掉了，就变成无产阶级了吗?农民要不要交换物资呀?这么一说，杜修经无法回答。所以砻市始终没有烧。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毛泽东同志还颁布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草林圩场和大陇圩场，在交流物资、活跃经济上，就起了重大作用。这样就有利于争取和团结中间阶层。在党内生活中，毛泽东同志说，我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多数不同意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在井冈山时期与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表现了既坚持正确意见，决不盲从错误的领导，但又遵守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典范。
      关于陈毅同志在井冈山的事绩，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革命活动，都离不开陈毅和朱德同志。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三大任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但朱德、陈毅同志都参加了，如果他俩不赞成，也就行不通的。井冈山建军工作，陈毅同志参与了。朱德同志指挥打仗，红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是陈毅同志抓，他担任过军委书记。陈毅同志参加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大会，并讲了话。
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表面上大家都同意，但不是每个人思想上都接受了。我们平时也议论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我认为
      我们手里有枪，没有被敌人夺走，红旗就能打下去，枪杆子越多，红旗打得越久。现实和例子就是王佐，他手里有枪，敌人对他没有办法，他就能在井冈山立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阀割据，他们也都是依靠手里的武器。道理一摆，不相信红旗能长期打下去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了。这些议论被毛泽东同志知道后，他就从理论上加以解决。
      王佐是土匪，袁文才虽然不是土匪，但只是自己相信自己。他俩是地头蛇，没有他们两个人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
      1927年底，工农革命军退出茶陵，上井冈山后，我担任了茶陵县委书记，几次派人回茶陵开展工作，都不见回来，可能被敌人杀了。1928年2月打下宁冈和永新小江区后，组织上派我去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我一个人带了支梭标就到小江区，后来打下永新县城后，又调我到永新县城工作。部队退出永新县城后，我仍留在永新县城工作，三四天后，便回到小江区。当时，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信报告那里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回信要我继续留在小江区，巩固这一带的工作。不久，边界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边界特委，选举我任边界特委书记，由陈正人同志任副书记。
      1928年底，敌人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这时彭德怀同志带领红五军到了井冈山。毛泽东同志考虑红四军、红五军都留在山上，山上养不起，决定留彭德怀同志带领红五军守山，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3000多人下山。陈正人留在山上，我也下山，随军行动，担任前委的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这个委员会有七八个人，包括康克清、贺子珍，曾志等人，主要是做群众工作的。
      选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责任编辑：朱书缘(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