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8月1日凌晨，震耳欲聋的枪声打破了南昌城夜空往日的静谧，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第一枪，石破天惊，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它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决心和胆略。八一南昌起义由此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由大革命失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的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揭开土地革命序幕和探索中国革命新路的开端。以“八一”为起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长达22年的艰苦卓绝历程，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无疑，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峥嵘岁月

　　1927年春夏之际，在相继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政策下，中国共产党遭遇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革命者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有2.6万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国民党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生死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听任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要么一如既往坚守自己的信念，高举革命大旗，进行武装反抗。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于1927年7月中旬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的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由于统领第二方面军的张发奎在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后，开始站在汪精卫一边，表示“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使叶挺、贺龙部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靠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南昌暴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获悉李立三等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

　　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从九江抵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为周恩来。一切准备就绪，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我们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将士2万余人，在南昌宣布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所有城内的顽抗之敌全部解决，战斗胜利结束。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以期南下广东后同东江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10月初，起义部队分别在三河坝、潮汕地区遭数倍于我的强大敌军围攻之后，一部分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转入闽粤赣湘边开展游击战争。随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进入湘南，于1928年1月发动著名的湘南暴动，建立了红色政权，部队也得到了发展壮大。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起义军将士和湘南农军艰苦转战到达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5月4日，井冈军民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

　　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朱毛会师”的意义，史沫特莱曾在《伟大的道路》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此，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珠联璧合的“朱毛时代”。

　二、丰功伟绩

　　八一南昌起义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险恶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大旗，英勇不屈、前赴后继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的伟大壮举，是镌刻在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的开始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作出的英明决策，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八一南昌起义的爆发，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决心，使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经历了大革命严重挫败后，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所在，认识到被压迫的人们只有拿起武器，勇敢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中国才能走向光明，民族才有自由，人民才有幸福。正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惊天动地的第一枪，才有了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大地烽火连天、群雄四起、风起云涌的100多次武装反抗的斗争；正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革命才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霾，进入轰轰烈烈、气势磅礴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新时期。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立红军新时期的开端，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八一”以后也就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正因为有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成为一座英雄的城市，它是人民军队的诞生地，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是江西人民的骄傲。

　　八一南昌起义是划分中国革命战争两个不同阶段——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标志。以“八一”为界，展开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转折，终于历经坎坷，走向胜利。

　　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八一南昌起义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并在南下的行动中尝试以军事力量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在实践中对建设革命根据地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为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和中共在局部执政区域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这从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可得到印证。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文献资料表明，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是发动土地革命。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致前委信中就明确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8月5日，中共中央在致湖南省委的信中再次指出：“把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则土地革命的胜利是有大大的希望的。”虽然这一时期，党内多数同志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还不深刻，甚至在起义的领导人中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但从总体上看，八一南昌起义迈出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步，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八一南昌起义本身发布的文献资料对实行土地革命有明确记载。1927年7月31日发布的《中央委员宣言》就指出：“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联席会议宣言也在起义的当天强调：“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8月2日，革命委员会在公布的《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中也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乡村政权”、“耕者有其田”等口号。

　　起义部队在南征途中，对如何没收地主土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起义军在南征途中艰苦的条件下，宣传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制定了《农民解放条例》，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债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

　　八一南昌起义对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初步的尝试。起义部队在南下的征途中，就考虑了和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结合并建立革命根据地，最终这支部队在农村找到了立足点，一部分到达海陆丰，一部分进入湘南后奔赴井冈山，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寻找革命新路的起点

　　突破了北伐道路的模式，开始在农村选择立足点。起义之初，部队决定南下夺取广州以重建广东根据地，再举北伐，这是沿袭北伐道路作出的战略选择。但起义军在汤坑、潮汕失利后，残酷的现实告知起义军将士：北伐道路行不通。由此，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起义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在农村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从单纯的军事行动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军队与农民运动结合的尝试。南下的失败、血的代价促使部分起义军领导人觉醒，逐步从以往单纯的军事行动中解脱出来。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开始向偏僻的农村作战略转移，逐步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并在湘南地区开始了军队与农民运动的结合。

　　克服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开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这支队伍到达江西南部安远县的天心圩，并在此进行了整顿。从10月底至11月初，起义部队分别在大余和崇义的上堡进行整编和整训，从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经过“赣南三整”，起义队伍的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从而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八一南昌起义为人民军队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将帅之才

　　威震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在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同时，还造就了一大批名将，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955年首次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7位参加了这次起义，其中，叶剑英虽未直接参加，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化解了一次次剿杀起义军的阴谋，为起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0名大将中有4位直接或间接参加了这次起义；6名上将、11名中将和诸多的少将参加了这次起义。一场暴动，诞生了如此多的将帅之星，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三、八一精神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何评价其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理解八一南昌起义不同于城市“中心论”？如何表述八一精神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求实、客观进行论证，正确评价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继承和弘扬八一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大业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八一南昌起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

　　一是早。八一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由高潮到低潮的重大转变关头发生的，对“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路的尝试在时间上最早，在实践中率先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是全面。起义军在南下的艰苦征程中，不仅在军事上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还对加强军队建设、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三是不完善。八一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第一次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军事尝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靠自己在斗争中摸索。因此，它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周恩来对此有过评价：起义发生后，“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以至在强大敌人的攻势面前孤军奋战，最终遭到严重失利。教训也是一笔财富，它告诉起义军将士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夺取中心城市，迅速取得革命胜利的路是走不通的，只得另辟蹊径。正是如此，起义队伍后来深入农村与当地农军会合，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将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燎原于广袤的农村大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八一南昌起义与“城市中心论”的区别

　　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是在中心城市爆发，但与左倾“城市中心论”是有区别的。

　　八一南昌起义在时间上不处于1927年11月至1935年1月之间，即党内第一次左倾错误出现至王明左倾错误结束之间，因此，八一南昌起义不是左倾“城市中心论”的产物。

　　八一南昌起义在本质上与不顾革命形势的盲目暴动有着霄壤之别。起义虽然发生在城市，但不是策略上的盲动，而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有积极、全面、周详的部署，并派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重要干部直接领导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有我们党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起义爆发时，由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达2万余人，其中，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是这次起义的主力，而敌方总计6000余人。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起义部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胜利是有把握的。

　　八一南昌起义从酝酿到爆发，从未提出过起义的目标是占领南昌并以这座城市为中心进行革命，而是南下广东，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完成革命大业。这与“城市中心论”同样是有区别的。

　　八一精神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八一精神如何表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诸如像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那样完整、严谨的表述，但这并未影响人们对八一精神的向往和学术界对它的提炼、概括。有的学者认为八一精神应概括为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念，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有的认为应表述为在逆境中奋起、敢于斗争、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对理想无比忠诚、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有的认为八一精神就是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坚定信念、百折不挠，深明大义、团结奋斗，敢为人先、勇于胜利。不管如何表述，但对八一精神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浇灌而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的认识则是一致的。在当代，继承和弘扬八一精神既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八一精神是红土地上的荣光，从八一精神到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它们一脉相承，共同组成了一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成为江西革命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八一精神又是跨越时代、超越空间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它激励着江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中，在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新跨越中，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罗惠兰）

       来源： 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