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聂荣臻简介（1899-1992）

聂荣臻是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现属重庆市）。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1925年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1927年7月中旬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1932年冬以后，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曾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0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

1925年0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1927年07月中旬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二、聂荣臻的故事

1、将军与孤女的故事

1972年，在战争过去27年后，中日两国的邦交恢复了正常。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一段中国司令员聂将军和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成为两国人民之间寻求谅解与友好的最好的桥梁。1984年，一部名叫《将军与孤女》的影片上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影片讲述了1940的晋察冀战场，八路军战士在战火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姑娘。在中方司令员的关心下，两个小姑娘在根据地受到中国军民的悉心照顾，最后被安全送回给日方。四十年后日本小姑娘再次回到中国。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电影本身，不如说是电影背后的那个真实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那么，这段四十年前的往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传奇故事呢？

那是1940年8月，故事发生在从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也就是正太铁路上的一个叫东王舍的村庄。这是横贯太行山脉的一条交通要道。在这条铁路线上，有天险娘子关和日军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井陉煤矿，藏量丰富，煤质优良。“七七事变”后，井陉失陷，井陉煤矿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掠夺中国资源，推行“以战养战”战略的一个重要能源供应基地。除了供给华北日军的全部需用外，大部分煤炭通过火车运回了日本本土。

曾经是华北交通公司职员的美穗子的父亲——加藤清利，1939年末作为助理被派遣到井陉煤矿车站，负责运输煤炭。

1940年8月，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战役前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交通总破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重点摧毁正太铁路。8月20日夜，在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参战部队按计划对华北各线敌伪军据点同时发起进攻。

当时我们晋察冀聂荣臻元帅领导的晋察冀的八路军，也是115师的老三团，打井陉，也就是正太路。因为百团大战主攻的就是正太路，打娘子关附近的井陉矿区。当时打井陉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进到了井陉，然后日军为了阻止我们的部队继续前进，就不顾他们的侨民还没有撤退，就打了好多带着燃烧弹的迫击炮弹，这样的话把矿区整个打成了一片火海。

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在火海当中，在一片废墟，残垣断壁当中听见了呼救声和婴儿的啼哭声。然后就奋不顾身进去，进去以后背出来两个孩子，还有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因为重伤，当时包扎了以后没有治好，后来就死了。

被救出来的两个孩子正是四岁的美穗子和她不到一岁的妹妹瑠美子。指挥这次进攻的是当时任晋察冀中央纵队总指挥的杨成武。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了这段往事。

杨成武回忆录：我一看，稍大的那个约莫五六岁，小的那个，最多只有一岁，右肩胛受了轻伤，此时，她合着睫毛长长的眼睛，已经在战士怀里睡着了。她那又白又胖的小脸上，时不时地轻轻抽搐着。唉，可怜的娃娃，梦中也不得安宁。日本军阀的侵略行径，使他们本国的婴儿也在为战争流血啊！

两个日本小姑娘被两个战士救了，救了回去以后，他们拿她们没有办法，话也听不懂，怎么养，有很多困难。所以给她们找蜂蜜呀找羊奶呀，再有就是根据她的眼神看她需要什么，想吃什么。后来觉得怎么办啊？当然在说从战火中救儿童对八路军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是两个日本小孩，是敌人的小孩，他不一样啊，他弄回去怎么办？就觉得反正太可怜了，我们不能扔下她们不管。

面对两个日本小姑娘，八路军战士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于是向当时的军区司令部打电话请示。

当时接电话的是个参谋，也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特殊，就讲你等我答复，他们就去给聂帅报告。聂帅说应该把她送来，叫他们赶紧送来，我们对俘虏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还宽待呢，两个日本小女孩是无辜的，送过来看怎么处置他们。后来他们很快从前线，把两个日本小女孩，送到了司令部。

“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聂荣臻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子，她“嗯嗯”的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像日本女孩子的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

没想到在四十年后，因为记错了名字，在寻找这个小姑娘时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聂荣臻回忆录：当时，我的相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部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

在聂帅的安排下，两个小姑娘被送往石家庄。战士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聂帅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还往筐里堆了许多梨子。

美穗子回忆：小时候听祖母讲过父母都被卷入了战火，自己已经记不清楚了。直到1980年，中日两国的报道和事后的调查唤起了儿时的记忆。据我的伯父讲，我被八路军领走，后又送回来了。回国那阵子，我常常向祖母讲起吃梨和坐挑筐的事情。

当时沙飞就照了三张照片。一张是聂帅牵着美穗子的，这张照片，一张是她坐在箩筐里面吃梨的照片，一张是老乡挑着他们两个回去的照片。这样留下了三张照片。这三张照片也是都很珍贵的。

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了这组照片。其中的部分作品，最早发表在1941年6月《解放画刊》第二号上，这是一份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供稿、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版画报；最早发表的中文媒体是1942年7月7日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几张照片，为中国和日本真实地记录下来了这段千古流芳的佳话，留下了这百世不朽的名作：《将军与孤女》，由此，引出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故事。

随着美穗子姐妹回去的，还有聂荣臻将军写给日军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扶养。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在《聂荣臻回忆录》中这样写到。“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就是将来不论同任何侵略军作战，都不能忽视这项工作。”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时光一晃，过去了四十年，昔日兵戎相见的两个国家，理应冰释前嫌。这段将军救孤的往事，在那个年代被人们再次从尘封的记忆中拾起。

2、聂荣臻处理宗教问题的小故事

1937年秋，聂荣臻一一五师一部进入五台山，部队就驻扎在五台山寺庙里。
　　五台山是我国的四大佛教胜地之一。早自东汉永平年间，五台山就开始建筑寺庙，经魏、北齐、隋、唐，及至清末，屡经修建。到抗战爆发时五台山共有庙宇300多座。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前者住和尚，后者住喇嘛。和尚和喇嘛加起来有几千人，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部队刚进入五台山的时候，路过一座大庙前，12个乐师穿着黑色的袈裟，又是短箫，又是长笛，还有皮鼓、小锣，热烈欢迎大军进山。聂荣臻领着指战员合掌躬身，以礼相待。到五台山后，聂荣臻经常告诫下属要尊重宗教信仰，要把和尚、喇嘛当作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并要与他们结成朋友。为此，他命令各单位都要注意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不得干涉僧侣们正常的宗教活动，更不允许破坏寺庙设施。同时，还要讲究方法，向僧侣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聂荣臻还命令部队，要爱护五台山的一草一木，保护五台山庙宇不受敌寇和土匪的破坏、骚扰；要在战斗之余，整修庙宇，为僧人挑水砍柴。聂荣臻的上述措施，使昔日只知念经拜佛的和尚、喇嘛们深受感动。他们说：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老佛爷还要给他烧香点灯，我们出家人难道没有一点血性吗?日本鬼子把火烧到佛祖门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
　　到达五台山后不久，为了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五台山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带人专程到寺庙集中的台怀镇，去看望出家人。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闻知，特地组织寺庙乐队欢迎。12个僧人身披袈裟，分站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其声幽雅动人，使人犹如步入仙境。聂荣臻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然秀双手合十，笑着说："庙堂音乐，源远流长。贫僧命众小僧吹奏佛曲，以表示我们五台山僧人对八路军的热烈欢迎。阿弥陀佛!"
　　同然秀等僧人寒暄之后，聂荣臻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聂荣臻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佛教、寺庙、僧侣，并不简单化地以“封建迷信”一语斥之，而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干涉僧侣们正常的宗教活动，并对寺庙文物古迹予以保护。听了聂荣臻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介绍，五台山僧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疑惧顿消，刮目相看。紧接着，聂荣臻又向然秀等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最后，聂荣臻告诉然秀等五台山僧众：八路军将在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的英雄气概，使在场的佛门弟子深受感动。然秀当即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我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祖、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后来，五台山的佛教救国同盟会成立，对团结出家人一起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坚持敌后抗战，晋察冀边区决定在1938年1月召开全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会议召开之前审查与会代表资格时，对于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的代表权问题，意见发生了分歧。
　　筹备处的个别青年同志提出，和尚和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烧香念佛，对抗战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必吸收他们参政。参加筹备会的黄敬(晋察冀边区党委负责人)、邓拓(《抗敌报》社社长)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有着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僧人们组织的"动委会"、"自卫队"，在五台山挎着刀枪放哨，为过往的抗日部队提供食宿，都说明他们是抗日的，不能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
　　这个问题提交给聂荣臻，要他最后表态。聂荣臻到筹备处专门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聂荣臻说：“我同意黄敬、邓拓等同志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地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和尚、喇嘛有宗教信仰，便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应该有坚强的团结。只要不甘心当亡国奴，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后来，筹备处统一了意见，一致同意和尚、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军政民代表大会。当和尚、喇嘛的代表走进大会会场的时候，与会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还喊了欢迎的口号。
　　在军政民代表大会讨论减租问题时，又出现了分歧。一位军人代表认为：五台山和尚、喇嘛拥有大量土地，是大地主，他们每日除烧香念佛外，别无他事，对抗日丝毫没有帮助，所以在颁布减租的时候，应该把各寺庙的租额特别多减一点，好来改善佃农的生活，使得佃农能够踊跃参加抗日战争。
　　针对这个代表的观点，聂荣臻再次就和尚、喇嘛问题在军政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聂荣臻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上，我们应该紧紧地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和尚、喇嘛也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并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也有抗日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可以存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灭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隔阂，要团结一致，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聂荣臻在军政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和尚和喇嘛很感动，相当一部分有爱国心的僧侣参加了抗日工作。他们拿起刀枪，在山关隘口，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他们倾其寺庙所存，为过往的抗日队伍提供给养；他们敲起钟磬，穿起袈裟，为抗战牺牲的英烈礼佛念经，超度英灵。还有不少的青年僧人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在全国僧侣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3、十大元帅命名改名趣闻之九：聂荣臻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江津吴摊场附近的石院子，一家人为给他取名费了番周折。聂荣臻的外祖父对其父聂仕先说：“凭空想，一时想不出，你们都是识字的，翻书吧，从书上选一个有福气的名字。”聂仕先夫妻俩都读过几年私塾，当晚，聂仕先把家里的那本《杂志三字经》拿出来，靠在妻子唐氏身边，寻找起儿子的“名字”来。左斟酌，右推敲，夫妇俩把书都翻完了，也没有找出个理想的名字来。
　　“明天你到我父亲家去借书，顺便征求他老人家的意见。”唐氏对丈夫说。第二天，聂仕先来到岳父家里，把来意告诉了岳父后，便在书案的抽屉里翻书。一会儿，他取出一本《随身宝》坐在椅子上翻阅起来，翻到最后一页，聂仕先脸上露出了笑容，起身走到岳父身边，指着书上的文字，把自己的意思向岳父讲明，岳父沉吟了一会儿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
　　聂仕先匆匆回到家里，径直走到唐氏房里，指着书的最后一句说：“‘百福骈臻得双全’，这句话吉利。按家谱排列我儿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你看要得不？”唐氏高兴地点头同意，想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娃儿的小名也照这书上取吧，就叫他‘双全’。”聂仕先也点头答应，夫妇俩都高兴地笑了。区别于其他九帅，聂帅用“荣臻”这个名字用了一生，没有改过。

4、聂荣臻的爱情故事

老帅朱彭林陈均有6次情缘，瞻仰至此，大家或许以为，伟人嘛，肯定个保个的浪漫呗。但说到聂帅，那就比较例外。毛泽东两次说过：“聂荣臻是个厚道人。”毛主席说话，神机莫测，咱也不知他为啥说聂荣臻（1899-1992）厚道。但仅就婚恋这个问题来看，聂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少“花絮”的。他跟罗帅一样，除了一次身不由己的旧式婚姻之外，就只有一位革命夫人。而关于聂帅元配夫人的情况也很少，孔老师拿出我们北大中文系老领导胡适先生的考证功夫，去年才查阅出，她名叫龙升贤（好大气的名字），品貌端庄，大约是1919年结婚，无子女。不久聂帅就去“洋插队”了，未再回去看她。龙升贤奉养公婆，并精心保存聂荣臻的用品，等老公的队伍得了天下，就把这些文物都献给了朝廷。建国后老人家由政府照顾，聂帅也每月给她寄钱，生活得比较安逸。晚年家里挂着聂帅的戎装照片，聂帅的孩子曾去看望过，1988年去世。所以虽说“花开两朵”，咱也只能单表一枝了。

聂荣臻是十大元帅里最后辞世的，他资历深，职务多，退休晚，寿命长。他可以搞政治、搞军事、搞特工、搞建设，差不多是个跟耿飚一样的多面手。在中共党史的每个重要时期，都有他的名字。特别是获得元帅称号后，还能够立下“两弹一星”这样的功勋，这是其他元帅都比不了的。只是因为聂帅的很多重要战役都是跟林彪一起打的，光辉不免被林彪遮掩了。有些林彪的铁杆粉丝，对聂帅也颇有微词。聂帅的回忆录，确实集中批评了林彪。但要考虑到，那是80年代写的，当时林彪的公众形象是个不学无术的“大坏蛋”，聂帅在那种氛围下，必须跟林彪“划清界限”，但他还是分散地讲了许多林彪的功绩，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说那种回忆录多是秘书们执笔的，细节都难免有出入。比如聂帅没有参加过“二月逆流”，回忆录里却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其实林彪江青都跟聂帅没那么大的对立。林聂红军时期合作过4年，时间上超过林罗，为共和国打造出最王牌的一支御林军。抗战初期合作过两个月，就打出个振奋国威的平型关，胜利之夜，林彪和聂荣臻高兴得一宿睡不着，两个平时寡言少语的将领，在炕上一直聊到天明。解放战争他们又合作过两个月，打了个恩威并重的平津战役，这天下就基本归共产党了。网上有些军事迷，其实没读过几本正经书，更连治学的基本规则都不通，就在那里独吃了凤凰蛋似的相互指责不懂历史，每每令人苦笑。实事求是地讲，林彪的军事才华包括治军思想，那是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比的，无论怎么抹黑都抹杀不掉的。可评元帅并不是评“杀敌模范”啊。孔老师认为，元帅是资历、战功、职位、党性和声望这五大要素综合评价的结果。正如现在的评职称，不能光看谁发表的文章多，也不能光看谁的名气大也。林彪的战功，应该有三分之一属于罗帅和聂帅的，这既对大家公平，也无损于林总。

还有的朋友列出聂帅打过的败仗，来说他军事上不行。我们看雄鹰不能只看它飞得低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它飞过多高。败仗谁没打过？不论贺龙陈毅徐向前，还是林彪粟裕刘伯承，哪个没打过败仗？连朱老总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战役，都有败得灰头土脸的时候（以后孔老师要专门写写共军的败仗）。胜败不能只看次数，关键性的一次胜仗，可以抵消普普通通的十次败仗。十次全运会冠军，也不如一次奥运会冠军吧？沈从文很多小说写得很差，有的连句子都不通，但有了《边城》那么几篇力作，不就是大作家了吗？刘邦几乎败了一辈子，垓下一战胜了，不就成汉高祖了吗？聂帅跟林彪一起打的胜仗咱不论，光说1939年他指挥杨成武等人打的雁宿崖黄土岭一战，歼敌1500多，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日本举国震动，下半旗致哀，这一仗论漂亮、论战果、论影响，都不在平型关战役之下啊。1940年的百团大战，聂帅所部就先后出动了39个团。也就是在这次大战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儿，诞生了聂荣臻与美穗子“将军救孤女”的感人佳话。聂荣臻当晋察冀司令时，部下对日作战共达1万7千余次，歼敌23万多，就算败过3千5千次，不还有一万多个胜仗吗？要论大规模战役，聂帅47年的经典之作“解放石家庄”，也被誉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此前共军大规模歼敌主要靠运动战，那时候林彪还处在败走四平的阴影中，离粟裕的“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也还有将近一年哪。话扯远了，实在是因为聂帅在婚恋方面没多少情缘可说也。

聂荣臻抢在20世纪的前三天，出生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在江津中学保留的操行考查簿上，记载了当年的老师们对聂荣臻的操行评语：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言语——不欺、温和；品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这些特点可以说持续了聂荣臻整个一生。

咱们长话短说，1919年底聂荣臻到法国勤工俭学，22年转到比利时，23年加入中共，24年去莫斯科，25年回国，马不停蹄地就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看人家这进步速度，相当于一年拿下一个博士啊。聂荣臻总是“影绰”在核心领导群的背后，不大引人注意。其实他长期在中共的实权领袖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地位十分重要。对一个领域的名人，要了解到前十名之后，才算是入门也。

1928年初春，担任广东军委书记的28岁的聂荣臻在香港给干部们上军事课，突然觉得那位18岁的河南信阳姑娘、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1909－1995）同志非常可爱，于是就找小张，说是要“谈谈”。孔老师敬告天下女青年：凡操巴蜀地区方言的男性找你，慢悠悠地号称“谈谈”，务必当心，一个不小心就谈进他的龙门阵里去啦！倘若东北男人找你“谈谈”，则尽管放心，顶多是求你替他保管500万现金而已——刚从银行抢出来的。聂书记跟小张这一谈，就谈了半个多世纪！什么叫浪漫？革命就是最大的浪漫。在白色恐怖的屠刀下，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凭着共同的信仰和直觉的信任，两人一诺千金，一谈即合，一个闪电般的结合，却使他们生死与共了64年！没有媒人，没有聘礼，也没有仪式，只有周恩来到他们的秘密小巢拜访了一下，就算是历史的见证人了。如今咱这些口称爱情，12个小时就互不相认的新鸳鸯蝴蝶们，可堪一比？

不过莫要以为在香港工作，日子就安逸，那时候香港很穷，只有一条有轨电车，比上海天津都差多了。聂荣臻还算是个大领导，每月只有十几块钱——当然比苏区的陈毅他们还是阔多了。他穷得只有一件衬衣，晚上张瑞华给他洗了，白天再穿。有时候在电车上被特务或叛徒认出了，还得跳车逃命，售票员以为是逃票的，免不了还要痛骂几句，生命与人格双重受辱。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哪。

1930年，他们在上海生下一个女儿，因为当时聂荣臻化名做地下工作，所以孩子取名李丽。不久聂荣臻去了苏区，3岁的女儿跟母亲一起被抓进了监牢。出狱后张瑞华也去了苏区，孩子寄养在市郊一个讨饭为生的老婆婆家里。从此这个5岁的女孩子历尽艰辛，“为了生活，出去当雇工，带孩子，洗衣、做饭、锄草、放牛、喂猪、种地、割麦、插秧、纺棉线，什么活都干过。”直到抗战胜利后，16岁的女儿才重新见到了父母，才开始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苦难的童年可能毁掉人，也可能磨炼人，那么这个孩子后来呢？

聂荣臻负责山西地区的工作时，毛泽东曾经戏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书中暗表：如果聂荣臻和鲁智深合为一人的话，那不成了“聂鲁达”了吗？）鲁智深粗中有细，大彻大悟。聂荣臻长寿直追刘伯承，耄耋之年仍头脑清醒，85岁还写下一首《忆平型关大捷》：“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虽不合格律，但水平要比林彪高出一截。聂帅逝世前一年还指示陈希同张百发搞好北京地铁建设，别他娘的连3号线还没有呢就弄出个13号线欺骗人民。

提到聂帅跟张瑞华64载的“超金婚”，居然毫无“绯闻”，海内外各界名人无不佩服。聂荣臻的父亲给他取了一套好名好字：聂荣臻，字福骈，乳名双全。聂帅戎马一生，激烈的战斗中多少次亲历险境甚至绝境，却基本没受过伤，红军折损过半的湘江大战，敌军冲到了司令部，他跟林彪命悬一线，也只是被流弹擦伤了一下脚，照样走路，从四渡赤水到雪山草地。他搞地下工作从南方到北方，几次差点被捕，却吉星高照，全部逃脱，因此从来未被怀疑过动摇叛变之类。最后又是以93岁高龄于睡梦中飘然仙逝，你看人家这一辈子过的，确实是荣福双全也。

5、聂荣臻辗转求学之谜

人无法选择时代，时代却造就了伟人。少年聂荣臻目睹混浊时局，怀抱齐天宏愿，辗转求学，探寻真理，欲担负拯救积贫积弱民族之使命。终于，他走上了成功之路，而在这路途中，他展示了一种独具的品格，也碰到了玉成他的机遇……

（1）天府之子

1899年（清光绪25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向来是一个出军阀也出将帅人才的地方，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就是从四川崛起的。在江津，聂姓是一个大家族，不过到了聂荣臻出生之时，家境已经破落了。从他记事时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江津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就是为家里的生计发愁，长年累月，养成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典型农民性格。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和抚养后代上。
     聂荣臻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正处在辛亥革命酝酿的时期。 由于家境困难，父母把他送到外祖父家里读私塾，外祖父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清末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和他们的本性相乖，因而也就沉闷异常。当时，聂荣臻的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比较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到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年幼的荣臻对城里来的消息感到好奇，觉得他们的争论挺有趣，尽管还不可能懂得共和党是怎么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启蒙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闯入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 本来，由于四川素以资源物产丰绕著称，被誉为“天府之国”，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清政府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另一方面，四川交通不便，运兵进川和运物出川全凭长江水路，李白曾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清政府又有鞭长莫及之叹，加上四川人民对清政府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有各种斗争，所以清政府对四川人又气又恨。聂荣臻小时候曾听大人讲了一个故事，清朝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后来，偏偏有一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纷纷把此事传为佳话，说“骆”字拆开是“马”和“各”，在四川话中，“角”和“各”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这则故事说明四川人有叛逆性格。 因此，清朝对四川的统治手段也特别残酷。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代替。聂荣臻进入新式学校读书，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逐渐开阔了眼界，开始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聂荣臻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事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思考，寻求出路。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寒假时，由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后来，他曾回忆说：“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聂荣臻回忆录》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返校后不久，即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撒传单，贴标语，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当时学生们少年气盛，不考虑后果如何，也未能想到，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一旦烧掉，受损的是中国人自己，而对日本人则无损于皮毛，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对学生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学生们还是把这批日货烧毁。这样以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聂荣臻和其他几个学生代表就离开了学校，他们意识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件事成为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搞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聂荣臻中学时期，军阀之间兵连祸结的事情使他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 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些理论感到新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还是弄不大清楚。不过，他相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1919年暑假期间，聂荣臻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聂荣臻在家里是独生子，起初父母不同意他出国，担心会出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国。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聂荣臻出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人在旅途

聂荣臻办好签证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学们从重庆乘船出发了。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两岸美景使他们心旷神怡。然而，聂荣臻的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忧虑留在江津的同学，他们未能出走，反动当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而生死未卜。加上这次出走，归期未定，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之情，此情此景，汇集在心头，也沉甸甸的。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轮船停靠在宜昌之后，初出四川的聂荣臻外对面的世界感到新鲜，就上岸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他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加激发了聂荣臻的爱国之心。
船到上海后，聂荣臻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聂荣臻为国家被糟踏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加坚定了出国求学的信念。
12月7日，聂荣臻参加了中国寰球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寰球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并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讲，湖南学生江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次欢送，对聂荣臻和即将出国的学生都是一个鼓舞。 12月9日上午，聂荣臻花一百银元买了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乘法国“司芬克司号”（即“凤凰号”）邮轮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开始了远涉重洋的旅程。
轮船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得很凶，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12日早晨到达香港九龙码头时，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想下船不走了。15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奇怪的是，聂荣臻始终没有晕船，每到吃饭时间，他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船到新加坡时，聂荣臻见华侨们在新年临近时在门上贴上“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来表达一种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使聂荣臻感受到了一种共鸣和欣慰。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乘客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下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万幸的是，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1920年1月14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在海上整整行驶了35天。

（3）吾将上下而求索

聂荣臻来到法国以后，聂荣臻先是被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环境的逼迫，学起来要快得多。积蓄快用完的时候，聂荣臻就赶快找工厂做工，等手头有钱，又进学校，这样反反复复，成为勤工俭学生活的特点。
在法国，聂荣臻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着，加上国内民族资产阶段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聂荣臻翻来复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聂荣臻的思想充满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觉得一切都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办杂志，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旅欧团的组织中，聂荣臻先后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取道莫斯科，准备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辗转归国。10月，聂荣臻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大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聂荣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聂荣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保密，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别优厚，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训练班。历史就这样带着某种偏爱似地选择了聂荣臻，这是他由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国元帅道路上的重大契机之一。
    当年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除了聂荣臻以外，还有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聂帅是最后辞世的一个。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要求严格，训练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学校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乎都是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得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使聂荣臻在军事理论方面获益匪浅。这一段学习为他今后的将帅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4）黄埔军校的教官

1925年8月，聂荣臻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坐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由于这批人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到海参崴以后，他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时，大家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不过，尽管他们在船上谨小慎微，还是被日本特务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时，当地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聂荣臻和大家都非常紧张，纷纷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那时的上海，正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忙于“窝里斗”，无暇顾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通过海关时，只是被查验了护照，简单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这的确是一场虚惊。
到上海以后，他们首先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好的分配名单。他首先宣布了各个人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分配结果，聂荣臻、叶挺、熊雄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
    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当时，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聂荣臻就兼任政治教官，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黄埔是一个出军事人才的地方，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激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这其中有机遇，也有聂荣臻本人的非凡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在发挥作用。“三分机遇，七分才干”，聂帅运筹帷幄、身经百战，在机遇的背后又活动着怎样的大智大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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