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称的演变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是今天汉文对“UYGHUR”一词的音译。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汉文献对维吾尔族的称谓，在书写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公元4世纪《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一词，是至今所看到的对“维吾尔”的首次汉译写法，同时期还有写作“乌护”或“乌纥”的。

到6－7世纪的隋、唐之际，汉文献多把“维吾尔”写作“韦纥”。对此，《新唐书回纥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唐朝中、后期，又写作“回纥”，据说是韦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脱离突厥统治后给自己新组成的联合体所定的汉文名称。

788年（唐朝德宗贞元四年）时，回纥统治者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提出把“回纥”二字改写为“回鹘”，经唐王朝同意后正式启用，从此一直到13世纪70年代（元朝初年），汉文史籍又写作“回鹘”。

元、明时期，汉文史籍一般写作“畏兀儿”，有时也写作“畏吾儿”。

17世纪中期清朝统治全国后，因为内地人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而维吾尔族这时已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因此汉文史籍中多把维吾尔族称为“回”、“回子”或“回民”。不过，为了与同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相区别，有的文献中便根据维吾尔族宗教人士头上戴有用白布绕成的帽子这一特点，称为“缠回”。

同时，又因为维吾尔族在清朝统治新疆前已经在天山南北生活，因此个别汉文献中也把维吾尔族写作“土回”，而把后来到新疆生活的内地回族称为“汉回”或“客回”。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根据各族人士的意见，多次讨论，决定废除以前对维吾尔族的各种汉文写法，统一用“维吾尔”这一名称。关于“维吾尔”一名最初的由来和含义，中外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今天大多数专家学者、包括著名的维吾尔族专家学者，都认为“维吾尔”一词的含义应该是“联合”、“同盟”、“团结”，这比较符合维吾尔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历史沿革

远在公元前的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在东从大兴安岭、西到阿勒泰山的大漠南北广大地区，生活着众多的以游牧为主的人群。他们那时大部分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阶段。对此，汉文史籍当时统称为“狄”或“北狄”有时也统称为“胡”。

到公元前后的秦、汉时期，这些众多的氏族部落除部分为兴起的匈奴统治外，大部分仍生活在天山以北、阿勒泰山东西，到贝加尔湖周围的广大地区，这一时期的汉文史籍多称他们为“丁零”。

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籍又多把他们称为“铁勒”、“敕勒”等。

其实，“丁零”也好，“铁勒”、“敕勒”也好，都是“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音译而已。还因为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多乘一种高大的两轮车，因此一些汉文史籍又形象地称他们为“高车”。

这些众多的氏族部落中，许多就是后来形成回纥、回鹘、畏兀儿乃至维吾尔族的重要最初来源。

在上述这些众多氏族部落中，有一个汉文最早称为“袁纥”的部落。在公元4世纪时东晋时期，袁纥还是一个力量比较弱小的部落，经常处于期它更强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之下，与其它众多的小氏族部落一样，“随畜逐水草”，大致游牧于阿勒泰山东西、大漠以北广大地区。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广袤的草原上，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有时为争夺草场牲畜互相攻伐抢掠，有时又为互通有无而友好结盟，政权起落频繁。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袁纥作为一个较稳固的人群共同体，不但没有离散消亡，反而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7世纪初（隋朝初年），这时在汉文史籍中改写为“韦纥”的纥的袁纥获得发展壮大的良机。据汉文史籍载：当时统治铁勒诸部的突厥统治者非常残暴，激起公愤。韦纥便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部落联盟，脱离了突厥统治，并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力量迅速壮大，与突厥对抗。这个新的部落联盟，这时汉文史籍称为“回纥”。

唐朝前期，称雄蒙古草原一时的突厥在唐朝军队打击下和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逐渐衰落，回纥便趁机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大漠南北历史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回纥首领时健俟斤、菩萨父子有勇有谋，注意发展生产，引进唐朝较为先进的铁器制造技术，使回纥势力更强盛起来。630年（唐朝太宗贞观三年），回纥联合邻近的薜延陀部，共同进攻突厥。在战斗中，菩萨的的5000之兵大败突厥10万之众，获得反抗突厥统治斗争决定性的胜利。646年（唐朝太宗贞观二十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又联合其它部落击败旧日盟友薜延陀部，势力更为强大，吐迷度开始自称可汗。吐迷度为了获得更大发展，与这时强盛的唐王朝努力发展友好关系，愿意臣属唐朝。为此，唐太宗李世民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统领所属各部。到7世纪后半期，回纥已有“胜兵五万，人口十万”，成为漠北强大的部族之一。这时的回纥，据唐代文献载，分为内九族的外九族，内九族又又称为“九姓回纥”，外九族又称为“九姓乌古斯”，其实他们都是后来回纥汗国中的重要组成部落或部落联盟。

随着与内地交往的频繁和生产力的发展。回纥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变化，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统治机构也逐步健全。744年（唐朝玄宗天宝三年），在首领骨力裴罗统治时期，回纥终于在攻灭了后突厥汗国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骨力裴罗自称为“骨咄禄阙毗伽可汗”，建汗庭于鄂尔浑河上游的乌德犍山旁。回纥建立汗国后，唐玄宗还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对这个我国北方新崛起的地方政权，史学界一般称为“鄂尔浑回纥汗国”，简称“回纥汗国”。汗国强盛时，势力“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回纥汗国与唐朝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者来往不断。回纥可汗长期接受唐朝的封号，唐朝曾有三位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也非常频繁，著名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都非常大，每年都是数万至数十万匹只计。唐朝后期，回纥还曾几次派兵协助唐朝军队作战，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时回纥汗国内部的经济文化也获得较大发展，还创造了自己的己文字，使自己的历史首次有了自的文字记载。

但是，到唐朝末年时，这时由“回纥”改名为“回鹘”的汗国日益衰落下来。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演变成多次公开的互相残杀，力量严重削弱；连年不断的瘟疫和自然灾害造成人畜大批死亡，生产大幅度倒退；外部还不断遭到黠戛斯、吐蕃等部族的攻击，更是雪上加霜。840年（唐朝文宗开成九年），回鹘将军句录末贺引黠戛斯军队10万人攻破回鹘汗庭，杀死磕马及可汗。建立近百年的回鹘汗国解体。解体后的回汗国部众四处逃散，其中较大的有四支；一支由庞特勤等人率领的15个部落向西迁徙，辗转到中亚地区，史称“岭西回鹘”，联合当地的葛逻禄等一些部落，后来建立了喀喇汗王朝；一支回鹘10多个部落迁徙到今新疆东部地区，史称“西州回鹘”，联合这一地区原已生活在这里的回鹘人、铁勒人等，后来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回鹘人迁徙到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史称“甘州回鹘”，在与当地原有的回鹘人、丁零人、突厥人结合以后，曾一度发展到30万人左右，并建立政权，后来被以党项族为主建立于今宁夏的西夏政权攻灭，一部分部众演变成近代的裕固族；一支13个部落向南迁徙，投奔幽州（今河北一带），依附室韦部，后来逐渐融合到我国北方各个民族中去。因此，在逃散在回鹘部众中，对后来维吾尔族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前面两支，即由他们联合中亚及新疆一些部落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

840年回鹘汗国解体之前，在包括今新疆西部在内的中亚广大地区，活动着葛逻禄、突骑施、样磨、处月等许多部落及为数不少的先前移居这里的回鹘部众。这些部落原本多在突厥统治之下，或本来就是突厥的一部分，与回鹘同属一个语系，早已存在着密切的联系。840年回鹘汗国瓦解后，如前所述，部分部众迁徙到这里，与这里原有各部落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王朝强盛时，疆域西从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东到天山以南的罗布泊，北从巴尔喀什湖，南到中亚的阿姆河。王朝的统治中心前期在中亚楚河流域的八拉沙衮，后期在今新疆的喀什。王朝内部部落民族众多复杂，经济上农、牧生产并举。如果从840年回鹘大批部众西迁这里，到1212年（南宋宁宗嘉定五年）最后一个苏丹奥斯曼被杀，王朝共在370余年。喀喇汗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0世纪初，以萨图克为首的汗室成员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本人也改称萨图克布格拉汗，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王朝已处于统治地位。以后，王朝的历任统治者在对内对外战争中，便利用“圣战”旗帜，使伊斯兰教在王朝势力所到之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回鹘及其它操突厥语系诸部族的宗教信仰，而且了逐渐取代了天山以南地区佛教的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地位，并迫使原在天山以南地区长期流行的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也退出这一地区。这个巨大变化，不但使阿拉伯文化大量涌入今新疆地区，而且为这里的民族融合加入了粘合剂，对近代维吾尔族的最终形成和近代维吾尔族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喀喇汗王朝建立的同时，如前所述，另一支回部部众在仆固俊等率领下西迁今新疆东部的吉木萨尔（唐庭州）、吐鲁番（唐西州）一带，联合当地的铁勒诸部及回鹘人，于866年（唐朝懿宗咸道七年）击败统治这里的吐蕃势力，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高昌回鹘王国”。王国首府设在吐鲁番（今高昌故城），强盛时统治势力东起今哈密，西到今阿克苏，北从伊犁河、南到今和田。王国如果从866年击败统治这里的吐蕃王国算起，到1209年（南宋宁宗嘉定二年）亦都护（国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降附于蒙古为止，共存在了330余年。王国存在期间，迁居这里的回鹘人由原来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有利于各部族的融合和以后维吾尔族的形成。总之，在840年回鹘汗国解体以后的数百年间，是今新疆、特别是天山以南各个部落、部族大分化、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回鹘人的进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居以统治地位的大批回鹘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宗教信仰的改换，更加快了各部落部族的融合进程。这个过程，史学界有人称为“回鹘化”，并认为早在此前“天山一带及天山以南原有各民族的回鹘化”过程就已经开始。这一时期，无疑是后来维吾尔族形成的最重要时期。

12世纪前期，由我国北方契丹族为主建立的辽朝（907－1125年）衰亡，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分契丹人向西迁徙。1132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年），耶律大石西迁途中经过高昌回鹘王国辖境，受到国王毕勒哥的欢迎资助，并表示愿作其部属。当年，耶律大石到达中亚的阿姆河中下游，打败称雄这里的花拉子模等部，建立西辽政权（国外史学界有时又称为“喀喇契丹”或“黑契丹”）。西辽政权（1132－1218年）建立后，打败周围各部迅速崛起，并于1134年（南宗高宗绍兴四年）和1141年（绍兴十一年）先后征服这时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喀喇汗王朝。今新疆地区又几乎全部处于西辽政权的统治之下。但是，西辽政权存在时间并不长，到13世纪前期，今新疆地区又被迅速崛起的蒙古族所控制。1210年（南宋宁宗嘉定三年），高昌回鹘王国脱离西辽政权，首先表示臣属蒙古。1218年（嘉定十一年），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率大军横扫天山南北，灭西辽政权，不久，又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分封给儿子察合台统治。这时，原在这里活动、并已经融合了众多操突厥语部落的“回鹘”，在汉文史籍中开始改写为“畏兀儿”（有时则写作“畏吾儿”）。这说明，天山南北原许多操突厥语部落部族之间的长期融合过程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回鹘化”已基本完成，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已初步形成了。以后，经元（1279－1368年）、明（1368－1644年）两朝，一直到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为止的数百年间，今新疆地区主要处于蒙古贵族及其后裔统治之下。不过这中间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

1225年察合台受封统治畏兀儿人主要生活的天山以南地区后，建立了政权，史称“察合台汗国”（1225－1513年）。察合台承认自己的政权受蒙古大汗节制，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217年（元朝世祖至元八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察合台汗国又归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但是察合台后裔后来摆脱了元朝控制，建立了独立的察合台汗国。汗国强盛时，统治地域包括今新疆西部地区和中亚的部分地区。14世纪初，察合台汗国统治层发生分裂，汗国分成东、西两部分，畏兀儿族集中生活的天山以南地区主要处于东察合台汗国（1348－1513年）统治之下。

1368年（明朝太祖洪武元年），蒙古统治者失去今北京后退回大漠南北。不久，东察合台汗国也发生内乱，四分五裂，今新疆境内出现许多割据政权，“地大者称国，小者止[只]称地面”。

这些政权的统治者虽然基本上还是蒙古贵族的后裔，但是这时的蒙古统治者已经几乎被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者畏兀儿人所同化，他们不但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已从游牧为主转变为以农业定居为主，而且几乎都改信仰了伊斯兰教，在生活、语言、心理上与畏兀儿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因此，到察合台汗国灭亡时，众多的蒙古察合台后裔和跟随他们进入这一地区的蒙古人，大部分已成为土生土长的畏兀儿人了。

15世纪初，已经畏兀儿化的蒙古察合台后裔赛伊德击败各政敌，于1514年（明朝武宗正德九年）率兵攻下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天山南部各地，消灭了东察合台汗国，在叶尔羌（今莎车）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叶尔羌汗国”（1514－1680年）。汗国的居民基本上是已经比较巩固统一的畏兀儿族，强盛时疆域北到巴尔喀什湖，南越昆仑山，西达伊赛克湖，东至吐鲁番。叶尔羌汗国后期，由于宗教中自称穆罕默德后裔的和卓势力的介入，汗国发生分裂，权力被伊斯兰教中的所谓“白山派”和“黑山派”中的首领相继控。1680年（清朝圣祖康熙十九年），在争权中失势的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联合这时统治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引准噶尔蒙古军队12000余人越天山南下，攻灭了叶尔羌汗国，建立了由准噶尔蒙古军队控制下的所谓“和卓政权”。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在与清朝军队作战失败后死亡，和卓政权趁机独立，摆脱准噶尔蒙古控制。但几年后便被准噶尔部新即位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率兵攻灭（1700年），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孙子阿合玛特等也被押送伊犁拘禁，黑山派首领达尼亚力和卓又在准噶尔蒙古庇护下建立了新的“和卓政权”。这个“和卓政权”也是准噶尔蒙古贵族在今南疆畏兀儿人中的代理人，每年都要把从广大畏兀儿人中征收的约10万腾格（相当于10万两白银）的财物送往天山以北，供准噶尔蒙古贵族享用。

17世纪中期，正当畏兀儿族集中居住的天山以南地区局势动荡“和卓政权”不断更迭的时候，我国内地政局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1644年（清朝世祖顺治元年），明朝灭亡，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入主北京，建立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中央王朝——清朝1644－1911年。经百余年经营，到18世纪中期清朝强盛起来，决定出兵统一天山南北。

1755年（清朝高宗乾隆二十年），清朝出动大军5万，趁准噶尔蒙古内讧加剧之机，兵分两路直捣其统治中心伊犁。格登山一战，歼灭准噶尔军队主力，首领达瓦齐不久也被抓获，不仅标志着强盛一时的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也标志着蒙古贵族及其后裔在天山南北长达500余年的统治结束。这年被准噶尔部囚禁在伊犁的白山派和卓首领阿合默特（已死）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史称“大小和卓”）也被清军释放。大小和卓感谢清军救助，表示愿臣属清朝中央政府。

朝政府派大和卓返回天山以南召集旧部归属，让小和卓仍留伊犁率原被准噶尔贵族掳掠到伊犁的维吾尔群众安排生产。这时，清朝对元明时期称为“畏兀儿”的今维吾尔族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并在汉文献中开始普遍称其为“回”、“回子”。（这时在行文中开始称“维吾尔”）。大和卓波罗尼都在清军护送下，依靠旧部支特，很快控制了天山以南局势。这时，伊犁发生原准噶尔部台吉、后来投诚清朝并被封为双亲王的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小和卓霍集占趁机逃回今南疆，煽动叛乱，并杀害清朝招抚使臣阿敏道百余人。清朝政府不得不出兵天山南部平叛。

1758－1759年（清朝乾隆二十三——二十四年），清朝军队经多次战斗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在把天山南疆仍称为“西域”一地的同时，也开始把这区称为“新疆”。

清朝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比今新疆范围大得多。清朝统一新疆后，结束了天山南北长期动荡不安的局势，不但为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维吾尔族本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759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朝在伊犁设将军“总统”天山南北事务。在维吾尔族集中生活的地区，“因俗而治”，对旧有的伯克制统治进行革，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伯克世袭，减免农民群众赋税、组织鼓励生产等，不但使维吾尔地区的政局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而且使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清朝统治新疆的150余年中，维吾尔族人口从清朝统一新疆初年的约25万人增加到清朝灭亡时的150万人左右，同期维吾尔族地区的耕地面积也增加了数倍，不但使维吾尔族在人口总数上高居新疆各族人口中的第一位，达到历史上从末有的高水平，而且在整体经济实力上也得到很大增强，成为新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

1840年（清朝道光二十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新疆政局发生多次重大事件，影响到维吾尔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一是和卓后裔在南疆地区的多次作乱。大小和卓叛乱失败被杀后，其后裔流散到中亚各地。到道光初年，已长大成人的张格尔、玉素甫（大小和卓之孙一辈）在中亚浩罕汗国支持下，纠集追随者一再入卡作乱，一度攻占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城。

1840年以后，和卓后裔倭里罕、迈买的明、铁完库里等（大小和卓重孙一辈）又不断入卡作乱。这些和卓后裔之乱，虽然都很快被清朝政府平定，但每次都给维吾尔族群众带来严重灾难，不少人被杀或逃亡，财产被掠夺一空，生产遭严重破坏。二是19世纪60年代各族群众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在内地太平天国、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库车维吾尔、回等族农民群众首先发动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在当地的统治。接着，全疆各地军民群起响应，使清朝在天山南北的统治机构很快瓦解。到1866年（清朝同治五年）时，全疆出现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苏丹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麟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政权、和以和田、喀什、叶尔羌等为中心的各个地方政权。在这些政权中，除乌鲁木齐妥得麟政权主要是以回族为主的政权外，其它各地建立的政权几乎都是以维吾尔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因此，在这一时期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中，维吾尔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19世纪60－70年代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对新疆的军事入侵。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初，浩罕军官阿古柏匪帮挟持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张格尔之子）侵入喀什噶尔。阿古柏利用“和卓（圣裔）”、“圣战”等名义欺骗维吾尔群众，并施用各种诡计手段先后击败叶尔羌、和田、库车、乌鲁木齐等各地并存的政权，侵占了天山以南及乌鲁木齐等新疆大部分地区。1817年（清朝同治十年），沙俄利用新疆政局动荡之机，也武装出兵伊犁地区。

在外国侵略军统治下，新疆各族群众其中包括维吾尔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反抗侵略者，各族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例如叶尔羌军民数次打败阿古柏匪军的进犯，并差点活捉阿古柏本人；和田维吾尔军民在反抗阿古柏侵略时，约有5万群众英勇战死。

伊犁维吾尔军民在抗沙俄军队入侵时，用大刀长矛英勇抗击用近代枪，炮武装起来的敌军并重创侵略军的精锐部队，为此不少人为国捐躯。四是中国军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1875年（清朝德宗光绪五年）清朝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帅中国军民收复新疆。在新疆各族军民支持下，于1877年（光绪三年）首先把阿古柏匪帮驱逐出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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