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深圳特区报 作者： 王京生 主编

　   就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之后不久，在袁庚的授意下，蛇口工业大道立起了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的第二块标语牌，蓝底白字上面写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刁铁军回忆，当年是在外界对特区姓“资”姓“社”的争议背景下做了这一标语牌的，后来这个口号不但鼓舞了深圳人建设特区、奋力改革的决心和斗志，还不胫而走，很快成为全国的流行语之一。

　　观念：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冲破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可以说是破除泛意识形态化的利器。它最能反映邓小平的治国理念。看《邓小平文选》，内容都不尚空谈，每篇都是针对解决具体的问题。面对1990年代初期再次出现“姓资”和“姓社”之类的“空谈”，邓小平果断提出“不争论”，其实是担心“空谈误国”，担心这种争论导致中国错失发展的最佳机会。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针对的是普遍的政治文化，反对政府官员陷入到清谈文化中，尤其陷入到意识形态的教条之中，而对解决具体问题一筹莫展。

　　“谈”与“干”，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是普遍原理，另一方面是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二者的结合就是“实事求是”原则。中国古代儒家之所以推崇尧、舜、禹和周文王的“道统”，就在于其中包含的“实事求是”原则，也是中国古典的“知行合一”传统。“空谈误国”割裂了“知”与“行”的关系，没有行动，缺乏实践，获得的往往是“知识”，而不是“真知”或“真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口号主要针对的是大多数普通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如果他们无法达到“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与其“空谈”，不如“实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巨幅标语是在蛇口改革前线率先竖起来的，尤其是针对一线的具体操作人员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可以作为深圳持久的思想遗产保留下来，并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它揭示了“知”与“行”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个口号不仅可以用于经济建设领域，而且适用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各种领域。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对话

　　金敏华（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刚才在来的路上，要穿过北京大学校园，想起这里离清华大学也很近。我一直试图在脑海中回到当年——应该是20年前了吧——“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口号产生的时代现场，那个时候的政治、社会气氛，环境、气场，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代的人身上涌动的东西。

　　这句口号是在蛇口发轫的，率先在蛇口喊出来，进而在全国叫响。为什么是在蛇口？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年蛇口正好汇聚了南北不同的两种精英文化。痛定思痛之后，扬弃了传统文化中“空谈”的弊端，但又不是典型的岭南文化那种埋头做事、“不起名字”的风格，这一点正显现了那个时代蛇口的风貌。

　　蛇口当年是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它的实验比深圳还早，从1978年就开始了，可以说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和堡垒。我记得，蛇口开发之初，袁庚他们就专门赶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兵买马，找了很多人过去。当年蛇口所谓的“黄埔一期”、“二期”中的很多骨干，都是在袁庚等人的鼓动下南飞的北京高校的热血青年。当然，还有不少中坚力量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深圳、广东本地。袁庚本身就是本土精英的代表，他就是深圳人，老宝安人。

　　这两股力量、两种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蛇口汇聚、碰撞之后，产生了不少至今听来仍是振聋发聩的口号。比较有名的、在当时产生很大社会影响、某种程度甚至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一个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个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刚才在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实际上在当年的普遍社会语境下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突然被过渡到所谓的“金钱、效率”这样的概念，会比较敏感，反而可能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更容易被当时的舆论、主流社会所接受。当然，反过来讲，会不会它的冲击力相对也就弱一些？它有点像是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一种过渡，如果有人对“空谈误国”这句话有看法，产生了争议的话，可以把重点落在“实干兴邦”，这个应该很难产生争议。

　　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其实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引子，请你讲讲当年这句口号产生的背景。当时的中国整体来说是一个刚刚复苏的状况，百废待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口号在深圳出来？如果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出几个口号并不稀罕，那为什么是这两句或这一句口号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全民共鸣，从而走进历史？

　　第二个，这句口号中特别提到“空谈误国”，它的指向性应该是有特定背景的，后面有很多潜台词。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一直是两大脉络，既有清谈的传统，也有务实的传统。就是有只做不说的，也有述而不作的，一直是两种传统并存。所以想请教，这句口号中所谓的清谈的概念、空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当年讨论民族性时，列出的单子很长，为什么“空谈”会被专门提出来？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务部副部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港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说到这个口号，我对它的印象特别深，恐怕比你的印象还要深。

　　金敏华：哦，为什么？

　　强世功：我在香港中联办工作了四年。

　　金敏华：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强世功：2004年到2008年。这四年中间，我差不多每周都要到深圳的西丽大学城，利用周末给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学生上课。比较方便的路线就是从香港上环码头到蛇口码头，然后打车去西丽大学城。差不多每次我都会注意到马路边立的巨大广告牌，上面写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8个大字。

　　金敏华：这块牌子现在还在，快20年了……

　　强世功：有时看到这八个大字，也会琢磨一下，所以对这个口号印象深刻。这两句话不仅要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环境下来理解，即使离开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背景，在今天乃至未来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