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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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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原则

发布时间:2016-06-22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沪)2013年6期 作者:常宗耀

   内容摘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文化价值的判断标准问题。历史和现实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把现代化的价值原则、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以及人民性的价值原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具有旺盛的生产力和影响力。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社会主义;人民性

  作者简介:常宗耀(1964- ),男,安徽寿县人,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文化价值的判断标准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错位和颠倒,就是判断标准的错位和颠倒。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原则或判断标准问题呢?历史与现实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把现代化的价值原则、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以及人民性的价值原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

  现代化的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的发展所需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面向现代化,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决定政治,从而也决定着文化。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p663-66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同时也包含着文化的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化的形态。在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首先要完成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坚持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为根除封建糟粕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而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应当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并根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和现代化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这是因为,“文化精神的发展和现代化,所以离不开原有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因为它是独立地存在于整个社会群体之中的。一种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一旦被创造出来,一种文化精神一旦形成,就会存在于整个社会群体之中,世世代代传递,并作为一个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文化世界建构不同民族一代代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2](P385)但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爱护和珍惜,并不是完全照抄照搬,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科学区分,并加以改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使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契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食粮和精神动力,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继续发扬光大,成为形成文化民族性的重要因子。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必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思想、变革思想、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中国传统道德所强调的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牺牲精神,所强调的个人对社会尽职尽责的奉献精神等。又如儒学所强调的博实爱人、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威武不屈、舍身成仁的献身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等等,为塑造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现代的经济、政治等相协调,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时代气息,能促进民族进步,符合现实需要和人民利益要求并能为社会民众广为认可和接受,在新时期仍然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能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奠定日益加深的民族文化的基础。

  大众文化或者世俗文化的成熟是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培育文化的世俗性和大众性。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社会世俗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主要是以现世性、工具理性和民众参与等为其主要特点。马克斯·韦伯曾经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这种现世性、工具理性等赋予它们以“资本主义精神”的美名大加赞赏过,说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气质,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世俗化几乎停滞,个人利益几乎完全被忽视,讲求生活质量、看重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做法几乎等同于罪恶,使其失去了最起码的“正当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禁欲主义弥漫着整个社会,人民的幸福生活被放到了虚无缥缈的未来,因此,人民正常的生活需求同现代化进程相脱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极为缓慢。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文化的现世性和工具理性得到了张扬;但是,在现世性和工具理性的背后,又出现了文化发展的不健康的现象:一是经济生活的世俗化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形成鲜明的反差,人民对经济利益的关注和他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并未得到同步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部分国民理性缺失,加剧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国民中的混世主义和享乐主义心态愈加凸显,特别是人们对经济因素的非理性的追逐,使得唯利是图、以权谋私、坑蒙拐骗、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以牟取暴利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反映在文化领域,便成了文化的非理性的世俗化。总的来说,中国现时代文化的非理性的世俗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下,出现了大量的杂质文化;二是在审美文化异彩纷呈的情况下,不乏“审丑文化”(即以丑为美);三是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淡化,主流文化受到了多方面的削弱和冲击;四是文化商业化、功利化的色彩过于浓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世俗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但是文化的世俗化存在着一个健康发展的问题,存在着一个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即使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也存在着“文化危机”问题(如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内别分解”等),也有一个文化的精神家园的归宿问题。

  中国文化的世俗性是走向现代性的必经之路,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要借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意蕴,充分重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协调的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体系。“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观念、文化体制和文化行业三位一体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实现文化面向现代化的发展就同时要实现文化观念上、文化体制上,文化生产上的现代化,以此为目标进行文化创新。观念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是一切创新的基础。现代社会普遍要求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公正意识的培养,是观念现代化的重要任务。”[4](P257)文化体制的现代化是指文化发展的决策、计划、组织、协调、监控、传承、整合等机制的现代化,属于管理方面的现代化,是一切创新的保证。文化行业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文化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文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切实做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现代化为重要的价值原则,还必须要大力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势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P27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开放的眼光,立足于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前沿,不能自我封闭,要积极吸纳世界各国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特别是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科技革命不断深化,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文化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图景。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及以后的党的历届领导集体提出并推动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工程等,正是立足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体现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现代化的科学和文化工程。江泽民曾经说:“要努力掌握和发展各种各样现代化传播手段,积极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总的方针是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积极加以运用。同时要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6](p414)“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7]这些都是在表现形式、传播载体、传播方式等方面,强调我们当前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必须具有现代的形式和现代的特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不能自我封闭。

  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地位,就必须尽快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和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因此,我们必须走文化强国之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以增强国家文化发展的软实力。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以现代化作为重要标准,我们才能分辨在文化领域,哪些东西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前沿,哪些东西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所要淘汰、所要抛弃的东西,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要吸收的真正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从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获得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优势,从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巨大作用。

 

 

  二

  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属性所决定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即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方向为自己的价值原则。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的反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离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它已经比较充分地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出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缺陷性,以实现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创造出一种在本质上远远比资本主义文化更先进、更优越、更健康、更完善的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停留在关于人类异化的理论批判上,也没有局限在各种结构主义的文化改造上,而是深入到社会改造的实践中,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飞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对一个国家社会自身的发展还是国际交往,文化都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可是,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究竟是起着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国际间正常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软实力,还是单纯起着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国际霸权的软实力,这是大相径庭的。在这种区别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贯穿其中的指导思想。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文化的根本属性和内涵。软实力只能说明文化的作用,而文化的社会属性和内涵才能说明这种软实力的先进性。我们重视社会主义文化,正因为它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8]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和价值观,坚持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坚持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辩证统一到社会全面进步的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为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奋斗。在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要重视“尊重多样,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但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早在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9](P1186)从那以后,我们党的很多文件或决议中也多次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了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包含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这几个基本层次或基本范畴,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别,在于这些文明的性质不同,发展水平也不相同。文化就是属于精神文明范畴,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必须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0](P27-28)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注),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37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反复教导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两手一起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决不能偏废;同时两手都要硬,抓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时有时无,时松时紧,而应该始终紧紧抓住不放松。两个文明犹如鸟的两翼,唯有两翼协调同步地推进,才能向前飞翔。这是因为,在邓小平看来,精神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在不同社会形态里,有着不同性质的精神文明。我们今天从事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表明了精神文明自身的性质和内在要求,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也是由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所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从总体上说来,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上层建筑、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如果走了歪路,特别是否认了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势必会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苏联解体、东欧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特别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最根本的原因。苏共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就大肆鼓吹他的“新思维”,以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改变了党的性质,使党失去了战斗力,最终导致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可以说,“苏共文化领导权的衰落,不仅导致了苏联解体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使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国际思潮中处于不利地位”。[11]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也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特别值得注意的现实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加强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文化方面的影响和控制,以此作为对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的补充,并作为它们新殖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点是:把西方社会所固有的只顾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取向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居民意识中;片面的、源源不断的信息从资本主义的中心传播到外围;灌输全面排斥其他文化成就的西方文化;极力借助文化交流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造就亲西方的“社会文化精英”,使其在本国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西方文化输入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社会学家所说的“比照集团行为”来实现,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西方化的权贵,已经抛弃了自己社会的生活习惯,而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低的醉心于向上爬的人便开始模仿他们。发展中国家的广告经常选择富裕的、西方化的权贵作为“比照集团”,甚至连政府的宣传活动也采用这种方法。相反,本国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却成了被嘲讽的对象。二是影视的作用。西方摄制的影视节目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发展中国家由于文化不发达,一旦开播娱乐节目而不仅仅是宣传教育节目,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迫采用大量的西方影视片来充实自己的节目单,而西方还可以用微不足道的成本大量复制录像带,通过大规模经营,出售“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价格要比发展中国家自己编排的节目便宜得多。在这些节目中,充斥着露骨的消费至上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情调和内容。这种文化的渗透,为政府直接领导或支持,许多以“自由主义”自誉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西方在世界建立“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雇佣军”。因此,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的必要条件。因为具有批判精神的革命性、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性,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力的大事,其对于推进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胜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12](P26-27)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里的指导地位,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不断推进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从指导思想这一核心层面开始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在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保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十八大报告郑重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它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否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的否定,必须具有一定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等发展作保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既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步伐,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时又要积极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提升影响力,文化创作需要与世界接轨,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站在人类的高度,世界的角度,表达更广阔的主题。一句话,要抓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时代机遇,重视世界不同文化的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大力促进本民族文化与世界上各种优秀文化的交流,努力吸取精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

  三

  文化人民性的价值原则,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依靠谁、为谁服务的问题。

  文化的人民性问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文化的话语权问题,即文化权力与文化权利问题。“在现代阶级社会,文化话语权的拥有,或者是指无产阶级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即有权利使用文化机器,能够在所有文化领域中说话;或者是指只有资产阶级及其附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才有这个权利。”[13](P239)简言之,文化的这一特性,就是指文化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文化是表现谁,文化是依靠谁,文化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的问题。

  在阶级发生分化之前,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有文化话语权的,原始社会的文化创作全部都是无名氏的集体创造。进入阶级社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力水平导致“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社会里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剥削以及剩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再是文化的必要条件”。[14]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5](p98)这就是说,被统治阶级由于没有话语权和生产权,也就丧失了话语内容的表述权。因此,“话语权问题意味着,劳动大众文化不仅要能够获得运用和操作文化机器的权利,同时还要从根本上摆脱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时代的话语内容模式,即文化只表达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公开或隐晦地排斥与丑化劳动大众”。[13](P241)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批判卡莱尔时说:“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就是深谙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即贤人和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即愚人和贱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且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即应当崇拜天才……到底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的讨论,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15](P318)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有义务结束“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的模式,这是来自于对历史客观规律的信念,也来自于对道义的追求。

  所以,文化人民性的价值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文化必须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即“话语权”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解决了文化人民性问题的是毛泽东。也可以说,“人民性”或者“以人民为中心”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的一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早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十分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文化价值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6](P60)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把中国革命向前推进,“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暴露敌人,歌颂人民,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的残暴和欺骗;赞扬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劳动和斗争。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广大工农兵及其干部,这需要熟悉他们,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16](P60)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它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至于文艺如何去服务,毛泽东认为,“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造过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16](P63-64)今天看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至少解决了“人民文化话语权”的问题,表明了毛泽东文化话语权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文化人民性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他们关于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的服务对象、文化的创造源泉、文化的价值体现、文化的批评标准、文化的发展道路等方面的评论上。他们的文化理论的一个最突出的理论品格,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的利益,着眼于人民的需求。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17](P209)因此,它不属于资产阶级,不属于剥削阶级,不属于一小部分人或某一集团,人民拥有社会主义文艺的所有权、享受权、评判权,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了的。在《祝词》中,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17](P211)在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上,邓小平同样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和判断一部作品好坏的主要尺度。一个对人民负责的艺术工作者,应当自觉遵循党的文艺路线,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接受党的领导。凡是人民认为优秀的作品,就拥有广大的市场,艺术的影响力就大,生命力也就更强。江泽民也指出:“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就是亿万群众演出的艰苦创业、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生活如大浪淘沙,在涌动的前进中总会有污浊和逆流。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文艺工作者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才能实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任务,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美地统一起来”。[18]胡锦涛同志也把“人民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价值原则。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庄严宣示:“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这就充分说明,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情感态度,人民的精神境界,应当是文化工作者的创作底色和情感表现内容。艺术家的心中只有装着“人民”,贴近人民,才能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民族气节、国家气象、人民风采的精品力作,才能以精美的艺术形式和鲜活的艺术形象走向未来。

  文化人民性的价值原则还必须要求艺术作品采用大众能接受的文化形式,这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文化大众化的一个路径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采取大众能接受的文化形式。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些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中最能够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就是那些源于大众生活、符合大众心理、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有坚持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取向,才能体现其先进性。只有坚持“面向大众”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形式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先进文化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合人民大众的根本要求并能为大众所接受,是检验一种文化形式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民性的价值原则,必须对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以所谓西方精英文化为膜拜对象的文化思潮进行抵制和批判。亲西方的所谓精英文化工作者,以手上的舆论优势资源,极力宣扬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普适价值观,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品位和阶层的象征,而自己倒没有了精神主体,没有一个主体的核心价值,成了西方文化的附庸。在这种西化精英的话语下,很多人被迷惑,并丢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机能。以西方文化为圭臬,现在仍然有着蔓延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深究起来,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些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上出现偏差造成的”。[20]因此,在文化的建设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核心价值支撑,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把“为人民”作为一个宏大的目标,要培养人民大众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要树立全社会共同理想,使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坚定的、崇高的、科学的理想信念,要完善社会行为道德准则,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吸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之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意识的学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18日)[N].人民日报,2012-11-18.

  [4]曹泳鑫,赵平之.先进文化与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N].光明日报,2002-11-09.

  [8]陈先达.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张士海.论苏共“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流变及其现实启示——兼谈苏联解体的思想理论根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1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3]黄力之.从俄罗斯到中国——后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什么是马克思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5,(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6]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8]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12-17.

  [19]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 胡锦涛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1-10-19.

  [20]董学文.论《讲话》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4).